论诱惑侦查"有限适用"理论及其借鉴

诱惑侦查"有限适用"理论来源于主要西方国家和欧洲人权法院对诱惑侦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其基本精神是既不绝对地禁止诱惑侦查,但又不是无限制地滥用诱惑侦查,而是对诱惑侦查的适用采取严格限制的"有限适用";对于其限制条件,本文将其归纳为七个方面.在借鉴方面,本文针对我国学者对诱惑侦查的研究现状,结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重点研究和论述了侦查权的法律根据和理论基础、诱惑侦查的概念、性质、合法条件以及在诱惑侦查的场合中侦查人员和被告人的责任等重大理论问题.     

管理变革与企业价值观创新

知识经济不仅使现代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而且必将导致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与工业经济时代的管理特征相比,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在管理目标、管理思想、管理系统、管理组织等方面有许多新特点.企业要适应管理的变革要求,重视价值观的创新,准确把握市场脉搏、树立CS价值观;重视履行社会责任、树立SS价值观念;坚持协调发展原则、树立"绿色"价值观.     

建立和完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

<正> 抽象行政行为,是相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学术概念。带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制定和发布普遍性行为规范的行为,其范围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和其他一般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具体是指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行为。这一行政行为相对于行政机关针对某特定对象采取的行为,具有对象非特定性、效力的未来性和规范的反复适用性三个特征,因此被称为抽象行政行为。     

关于监狱安全稳定常态化的理性思考

当前，监狱押犯构成日趋复杂，长刑期犯、暴力犯、涉黑涉毒犯等呈持续上升趋势，暴狱、袭警、脱逃、行凶、自杀等危险性不断增加，维护监狱安全稳定的任务更加繁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我们必须改变过去主要以阶段性活动和非常态应急措施推动监狱安全稳定的工作方式，要通过规范监狱内部管理，强化基层基础工作，把安全稳定贯穿于监狱工作的全过程，使安全稳定工作的各项措施日常化，推动和实现监狱安全稳定的常态化。     

肉用鸡垂体-肾上腺轴与免疫功能关系的研究

以艾维茵肉鸡为试验动物,研究了垂体-肾上腺轴在传染性腔上囊病病毒(IBDV)强毒株攻击时对免疫系统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用IBDV强毒株攻击后,试验鸡垂体-肾上腺轴活动加强,血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和皮质酮(F)上升,抗IBDV抗体、白细胞介素2(IL-2)和白细胞介素3(IL-3)上升,T淋巴细胞转化率下降.未经IBD疫苗免疫的鸡由于免疫系统遭到IBDV破坏,在IBDV强毒株攻毒后,抗IBDV抗体、IL-2和IL-3的上升幅度均比经IBD疫苗免疫的低.试验鸡血清ACTH和F分别与抗IBDV抗体、IL-2和IL-3呈显著正相关,与T淋巴细胞转化率呈显著负相关,显示机体受病原微生物攻击后垂体-肾上腺轴对免疫系统的调节作用,即增强特异性免疫反应,抑制非特异性免疫细胞的扩增.     

Re-bonding of the Rich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lot new partnerships to form an updated global trade framework In August 1941,British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and U.S.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 signed the Atlantic Charter to fight against the Nazis.In June 2013,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cided once more to join forces by starting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按份共有分割请求权若干问题研究

基于对按份共有分割请求权的整体思考，理论和实务中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共有分割请求权的性质，分割协议的性质、分割协议达成与否对诉讼分割的影响、分割协议上的请求权与诉讼时效的关系，诉讼分割中的拍变卖分割方法、分割请求权的代位行使，分割请求权所受限制登记和动产查封的限制，分割请求权行使的法律后果即分割效力的发生、法定抵押权的设立、对共有物上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等。     

困境与重构：对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再思考

建构政府问责制是基于民主授权关系和社会基准价值所形成的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创新举措。本文从政治哲学、公共行政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资本等诸多层面分析了政府问责制的内在逻辑及其合理性。但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实践层次较低、监督弱化及公共行政文化带有滞后性等因素的存在,使我国的政府问责制在现实中面临许多困境。对此,我们应着力完善政府问责制的立法,强化监督机制,引入政府绩效评估,建设新型行政文化,从而建构起科学合理的政府问责制,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