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公安机关装备配备问题及解决思路

县级公安机关装备配备方面存在规范上缺少标准、地域上差异较大、功能上整合力不强、随意置购配发、脱离实战需要等问题,亟需进行理论与实践探索,建立县级公安机关装备配备模式,研究制定县级公安机关装备配备标准,形成县级公安机关的装备配备体系,以发挥公安装备的最大效能。     

立足公安职能优势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各级公安机关必须适应这个转变,立足自身职能优势,努力提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能力和水平,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浅议刑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变通——基于法律经济和实用的分析

从法律经济和实用分析,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变通刑法是一条必然之道。以往的论者往往聚焦于群体的风习而对个人的权益关怀不够,变通刑法应当为受害的个体提供可选择的多渠道救济并加强普及宣传。从西部地区的民族分布看,变通刑法对保障西部大开发具有独特的意义。     

贵州崖葬略论

崖葬是将死者葬在悬崖之上的一种丧葬形式,广泛分布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一般又将之分作悬棺葬和岩洞葬两类.两类崖葬在贵州均有发现,分别分布在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内.通过对贵州两类崖葬的考察,我们认为悬棺葬和岩洞葬是渊源有自的两类葬习,应区别对待.贵州悬棺可纳入到长江流域悬棺葬系统中予以考察,而岩洞葬与广西岩洞葬一体,应源自黔桂山地.它们都是少数民族特殊的信仰和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论我国保安处分立法的社会意义

在我国 ,保安处分立法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 :保安处分立法的宗旨同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相一致 ;我国保安处分立法已具备良好的法律环境 ,它是治理当今中国社会治安的需要 ,符合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 ;保安处分立法能弥补刑罚的不足 ,达到完善我国刑事制裁措施的目的。     

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分析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出的一种不以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效力为目的的行政行为。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全面实现诚信政府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充分救济的需要。国外行政事实行为可诉的实践及我国的行政赔偿诉讼实践均证明 :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可行的。为达此目的 ,需要消除人们思想上对此问题所存在的顾虑 ,并完善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我国政治文化发展变迁的路径初探

政治文化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关于政治体系的一种态度,“每一个政治体系”政治文化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与特征,而且政治文化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人们的行为发生作用。与此同时,具体的政治文化,还呈现出某一地域的民族性特征。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一套政治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1]从上述分析之中,我们不难发现政治文化具有主客观的双重品格,其一是内容上的客观性,即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是受民族的自然条件(地理、血缘)与社…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生活的全面变化,人民内部矛盾将大量涌现出来,并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建设大局。各级党委政府务必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认真抓好各项工作,一要继续加快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二要努力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三要顺应时代发展,完善社会法制,扩大基层民主。此外,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各级党委政府还要特别讲究策略,掌握原则,并有的放矢地做好干部群众涉法上访工作。     

欧盟的移民政策一体化进程

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移民事务一直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与日趋完善的经货同盟一体化程度相比,欧盟移民政策的一体化不仅起步较晚,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步履维艰。尽管在欧洲联盟中,移民政策的一体化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但在最近的20年里,它愈来愈受到欧盟层面和各成员国政府的广泛关注。移民问题业已成为欧盟中“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crucial political issue)①。一、移民政策一体化的内涵著名移民政策专家哈马尔(Hammar)将移民政策(Immigration Policy)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是移民控制政策(immigration control policy),也就是管…     

法律解释的难题:服从还是创造--法律方法视角的探讨

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应严格服从法律还是可以创造性地解释法律,这是长久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对法官而言,服从法律是当然职责,同时也应融人创造精神,因为法官发挥其创造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更好地体现对法律的服从,在这种宗旨之下,法官的创造力就不会偏离法治的轨道.这些最终都需要通过法官对各种具体法律方法的运用才能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