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新解读——读《反杜林论》有感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它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当今社会对于道德观概念的解读,是人们对自身,对他人和对世界所处关系的系统认识和看法,它作为精神力量广泛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形而上学道德观进行了批判,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对于当今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有着深刻启示。     

一本系统研究“罪犯行刑模式”问题的探索之作——对连春亮教授等人所撰《罪犯矫正模式论》的解读与商榷

《罪犯矫正模式论》紧紧抓住"监狱行刑模式"这一极为重要的监狱制度现象,对教育刑矫正模式、行刑公正模式、政治改造模式、监管矫正模式、劳动改造模式、人文主义矫正模式、个案矫正模式、社区矫正模式等不同类型的模式,从社会背景、理论基础、基本理念、主要操作范式、基本评价等方面,逐一进行专题论述,内容具有史实性和说理性相兼顾的阐述特色。但是,也存在着"矫正"一词过度泛化使用,缺乏以其各自相对确定的历史语境为根据,一般不宜以"矫正"覆盖其名实关系而作打通使用,以及著作属性把握不当等问题。     

正确认识图书馆的核心价值

图书馆核心价值是一个多层次和多元的有机统一体，是图书馆事业的基础。图书馆核心价值由社会核心价值与职业核心价值两部分组成，图：传馆外在的社会核心价值包括公开性、公益性、独特性、共享性、恒定性五个方面，而内在的职业核心价值包括最大化地创造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效益、确保知识的自由获取、制定适合信息时代图书馆发展方向的职业制度。     

坚持根本遵循 着力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党的群众工作的本质,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继续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不断探索做好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努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必然要求。     

基于霍尔三维结构的应急演练模式研究

本文从应急演练的本质、分类及分类的作用、当前应急演练存在的若干问题等方面展开探讨,简要介绍了霍尔的“三维结构”模型,并将其与应急演练相结合,提出应急演练的三维结构和管理矩阵,然后通过一个国家级的教学性演练实例进行霍尔“三维结构”的应用探讨.     

党内法治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

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提出的"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治化时代的开始,对于法治中国意义重大,主要因为:1、我国的权力架构决定了党内法治化是国家法治化的前提;2、党内法治化是实现党内民主,协调各方利益的制度保障;3、党内法治化是实现党依法执政的关键。党内法治化对党的建设将产生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党建对法治理念的接受;2、党内法规的权威性是实现党内法治化的核心;3、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进一步规范。     

The Adjustment of Criminal Law in Risk Socie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pansion of Potential Damage Offence

风险社会的实质是人类在从现代技术手段获益的同时,却无法完全掌控这些手段,陷入对自身行为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无法预测与控制的境地.风险社会的风险源于人的决策与行为,因此,如何有效管控人的行为,最大限度地规避与控制各种潜在风险,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作为社会调控最后手段的刑法也必须针对当前的风险状况及时做出回应.现行刑法基于传统的以实害犯为主的立法模式,无法有效地规制各种风险行为.危险犯的立法设计,特别是抽象危险犯的设置,能够将刑法的保护防线提前,从而达成法益保护的早期化,有利于对社会共同体的安全保障,是应对风险行为的有效处置手段.     

自由裁量权论纲

学界对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直存有争论。鉴于法律本身的先天性缺陷,自由裁量权所具有的协调、弥补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的功能便必不可少,但由此而带来的滥用情形也对民众的权利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们应当从立法、司法、行政和社会外部四个方面来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规制,这种努力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已经呈现出新的趋势。     

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模式研究 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政策的落实,对边疆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关重要。文章选取边疆民族地区耿马自治县及M村中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政策文本内容为分析对象,运用R软件进行关键词提取、绘制聚类图谱,采用Nvivo软件进行编码、词频统计和词云制作。结果显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实施的主题包括:新农村建设、“三农”工作、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农村社会发展等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之上,文章总结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实施模式的基本架构。最后,从协同治理理论的视角,提出以政策协同、项目协同、服务协同为分析框架,以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为着力点,实现生态共治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模式。     

Labour Migration and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With rapid urbanisation, millions of people from rural areas have migrated to major cities for employment, leaving their young children at home. This labour migration creates substantial mental and physical challenges for these left-behind children. This study establishes two empirical models for comparing the health statu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with that of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without migrant parents and with that of migrant children in urban areas. Our empirical findings reveal that parental migration negatively affects the height and weight indice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effects are particularly prominent for younger children, when both parents migrate or when parents migrate out of provi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