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房水钾离子浓度推断死亡时间的实验研究

目的探讨利用房水中钾离子浓度进行死亡时间推断的可行性。方法30只家兔随机分为10组,以空气栓塞法处死后,于不同的死亡时间点分别采集房水和玻璃体;用Vitros 950干式自动生化仪对所有样本中的K+、Na+、Ca2+三种离子进行浓度测定;用SPSS统计软件对测定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房水中钾离子浓度变化与死亡时间呈高度相关,对应的回归方程为:PMI=1.572-0.597×[K+]+0.107×[K+]2-0.002×[K+]3。其相关系数(R2=0.95)明显高于同批样本的玻璃体钾离子浓度与死亡时间的相关系数(R2=0.5)。房水、玻璃体液的Na+、Ca2+浓度与死亡时间的相关性不明显。结论利用房水钾离子浓度推断死亡时间可获得较好的准确度。     

WTO的环境立场与环境规则

当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之时,作为经济贸易协调机制的GATT-WTO也对之充分重视。通过30年的研究、讨论、争端解决过程,WTO逐渐确立了其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在贸易规则中加入环境保护的内容。但是这些规则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具体和明确。可以预期环境问题将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问题,面临着2002年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WTO的多哈回合会在环境问题上建立更多的规则。中国应当在国际法和国内法层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努力。     

改造权力——法律职业阶层在中国的兴起

统一司法考试有利于法律职业者素质的提高和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世界各国都注重通过法律职业的建构来保证司法产品的高品质。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的二元冲突体现在司法上 ,即是司法政党化、行政化和地方化。法律职业阶层的兴起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结构力学 ,是司法独立的保障。     

公诉权的理论解构

国家意志、刑罚权、程序正义是决定公诉权确立和发展的根本的法理依据。在权能的实现上 ,公诉权与刑罚权互为条件 ,公诉权来源于刑罚权 ;程序正义是公诉权发展的永久的根据之一。公诉权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公权力和具有系统制约性的诉权 ,以及具有对应性的事实主张权     

从法律角度看公共企业的社会责任

今年以来，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价格调控的政策，其中最令老百姓关注的就是前一阶段启动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该措施规定，对于成品粮及粮食制品、食用植物油、猪肉和牛羊肉及其制品、牛奶、鸡蛋、液化石油气等重要商品，国家实行临时的价格干预制度，达到一守规模的捶产经营企业在提价前要进行提价申报，批发和零售企业则要进行调价备案。提价申报和调价备案两大杀手锏的联运，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近一段时间以来公共产品的涨价势头，稳定社会的心理预期。但从另一个角度，     

对比研究视野下的中国卫生立法迫切性

本文以中美两国卫生立法对比研究为切人点探讨中国卫生立法的迫切性，在医疗控费、患者保护、医疗保险市场、医生监管等几个方面介绍了美国立法体系，从执行力、立法理念、前瞻性等环节上进行了对比分析，从差异上找出可改进之处。     

血液、尿液中氯胺酮及其代谢物去甲氯胺酮的HPLC分析

目的 建立血液、尿液中氯胺酮及其代谢物去甲氯胺酮的高效液相色谱(HPLC)分析方法.方法 以非那西丁为内标,检材加入10%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值为14,用甲苯提取,离心后取有机层,水浴下吹干,乙腈定容后进HPLC仪分析.结果 检测血液中氯胺酮和去甲氯胺酮的线性范围均是0.05～10μg/mL(r2＞0.999 3),检测尿液中氯胺酮和去甲氯胺酮的线性范围均是0.01～50 μg/mL(r2＞0.999 5).氯胺酮和去甲氯胺酮在血液和尿液中的检测限分别是0.006 μg/mL和0.003 μg/mL.血液和尿液中氯胺酮和去甲氯胺酮的回收率不低于82.4%.检测血液和尿液中氯胺酮和去甲氯胺酮的日内精密度和日间精密度均小于10.0%.将所建的方法应用于给大鼠氯胺酮后的血液和尿液中的氯胺酮和去甲氯胺酮的测定,得到了氯胺酮和去甲氯胺酮在大鼠的药时曲线和尿排药速率曲线. 结论本方法简便、快捷,适用于血液、尿液中氯胺酮及其代谢物去甲氯胺酮的分析.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中的社会资本研究

加强公共危机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恶性社会资本是公共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良性社会资本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各个阶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抑制恶性社会资本,提升良性社会资本,构建公共危机协同管理体系,培育公民的志愿精神,发挥民间组织和公民社团的作用是化解公共危机的有效途径。     

美国专利侵权的禁令救济

美国法院对专利侵权发出永久禁令救济要符合衡平法原则,即满足原告有合法的权利请求、未来侵害是逼近的而且损害赔偿是不充分的、禁令给被告造成的困难并非不成比例地大于给原告的收益、符合公共利益等"四要件".法院发出初步禁令则要考虑"四因素",这与"四要件"标准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     

新自由主义与国际经济法

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危险性使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产生了质疑,某些现行国际经济法制度的缺陷也日渐显露。WTO体制内各国保护主义可能抬头,国际金融体系的破绽使得加强监管和完善体制成为当务之急,从而弱化了自由主义色彩。国际经济法律秩序面临重组,这给各国提出了新的课题。但是在全球性经济衰退到来之际,新自由主义所体现的国际经济自由和开放仍然十分重要,其制度性的缺陷可以通过在危机之际建立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得以修正。由于中国对外开放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大环境下进行的,所以金融危机对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对于中国也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但是,以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成就,中国在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和秩序的重组中也获得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创制的难得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