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机制看扩大内需的必要性及其路径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机制不尽相同,相应的治理机制也会有很大变化。与美国相比,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机制几乎完全相反,主要表现为从实体经济向金融系统传导,从下游产业向上游产业渗透,从国外向国内、从沿海向内地扩散。相应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不会以金融治理为重点,而是以实体经济为重点、重心下移。在应对的内容和措施方面,必须综合治理,出台扩大内需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新媒体和旧媒体在团青融合中的比较研究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广泛应用,新媒体以其成本低、自主性强、互动及时、覆盖率高、信息承载量大等特点,迅速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形态,并逐渐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相互交流与获取知识的最主要渠道。共青团组织需要利用新媒体的特点,发挥新媒体的正能量,通过创新共青团工作、创建宣传教育平台、培养青年志愿者、加强网络立法和青少年维权等方式,实现共青团引导青少年、组织青少年、服务青少年、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工作总目标,实现团青融合。     

知识产权财产化批判与超越

知识产权财产化的误区在于视知识产权为一种绝对的财产权。事实上,知识产权语境下不存在公地悲剧,财产权的经济学理论亦不能证明知识产权正外部性内在化的正当性,我们根据搭便车来思考知识产权是错误的。然而,经济学理论也无法告诉我们,如何在私人产权和公共领域之间划定一条正确的界限。知识产权的最佳保护范围,应根据具体产业中创新的种类、本质和市场环境的不同而变化。Copyleft规则即为超越知识产权财产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非强制:"秩序行政"通往"服务行政"的行为模式选择

传统行政管理将“秩序行政”、“管制行政”视为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并认定“强制性”为一般行政行为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这一似乎天经地义的诠释,现已因无法回应社会的需求而愈发陷入窘境。伴随公民社会的逐步成长,政府行使职能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地采用带有契约、指导、协商、奖励等具有私法性质的非强制性手段来服务公众、管理社会,非强制行政管理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     

略论明清之际火器的使用及其启示

明清之际,火器的运用在战争的胜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明军在与后金最初交战中凭借优势火器的使用,取得了数场胜利。而皇太极在认识到新型火器装备的优势后,遂积极铸造新式火炮,并创建了八旗汉军,在火器的使用上后来居上,超过了明军,为清军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新式的武器装备必须与战略决策、军事制度、士兵素质等方面的因素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令人不适的法医影像对司法心证的影响探微

司法人员在审查案卷时,可能由于一些令人不适的法医影像而影响其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在现实中法医影像制作的不规范状况扩大了这种负面影响。而对这种负面影响的制约有赖于相应法律规范和证据规则的制定、制作人观念和态度的转变、制作方式的规范,以及司法人员相应素质的提高。     

论根本违约

根本违约是指当事人一方完全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或预期违约致使履行不能,其结果严重影响到另一方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经济利益的情形。设立根本违约制度的目的在于鼓励交易,最大限度地实现合同的社会价值。根本违约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欧洲合同法原则等中均有所体现。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吸收规定了这一制度。在新《合同法》中也采纳了这一制度,一方面作为一种法定的合同解除权的发生事由,另一方面实际上又对解除权的行使予以了非常有必要的限制,对于促进交易、限制解除权的滥用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收集和运用商业贿赂犯罪证据需要注意的问题

商业活动中的贿赂犯罪不仅严重阻碍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而且还败坏社会风气,造成国家税收流失,社会危害性极为严重。认定商业贿赂犯罪的关键和核心是证据问题。商业贿赂犯罪证据有自身的特点,在收集和运用上也有较强的规律性和特点。     

太平天国的兴衰与中国近代化

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革命和文化思想,要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首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些一直摆在所有先进的中国人面前。太平天国的兴衰只是更加深刻地说明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近代化无法回避的世界历史环境中,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的任何形式的运动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国当代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近代化所描绘和实践的道路,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因而是中国社会最好的选择。     

论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环境伦理学意蕴

文章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类中心主义,并批评马克思对自然的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中心论的双重误解;文章分析了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相关论述,阐明了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双重含义,澄清了在人本主义自然观视野中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思想超越了传统的人类中心论与西方环境伦理学的非人类中心论,为认识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奠定了基础。以此为基础,本文初步呈现了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核心观点,为推进中国的环境伦理学奠定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