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命运——以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为视角

从立法的角度看,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无疑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巨大进步,甚至有人把它说成是刑事诉讼立法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不为过。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就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中国刑事辩护制度所引起的实质性影响而言,不仅不是巨大进步,而且是严重倒退。中国的刑事辩护正面临着让立法者始料不及的艰难困境。中国目前的辩护制度状况尚无法满足辩诉交易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只有实现中国辩护律师队伍的专业化,赋予中国律师必要的辩护权利和执业保障权利,才能使得辩诉交易在中国移植后,被告人有适格的辩护律师提供帮助,以确保其在控辩协商中得到公平对待。     

江泽民在确立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过程中的重大贡献

江泽民同志在理论方面作出的伟大贡献是:理论指导上,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建议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创新上,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实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论参政党的参政议政能力建设

参政议政能力是参政党能力建设的核心,其内涵应包括建言献策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必须从构建和谐社会、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和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角度理解参政议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要从意识、人才、机制等途径切实提高参政议政能力。     

雷锋精神扎根于群众沃土--纪念"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40周年

雷锋,已经同党的形象、人民军队的形象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形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当代社会生活中崇高的思想道德楷模.雷锋精神之所以能在我国社会产生长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对新的思想道德选择的结果.     

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特征和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或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     

浅析《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立法缺憾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制定对我国的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乃至整个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有益探索和重要贡献,彰显出对现代法治精神的尊重和对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追求。但由于种种原因,《决定》在立法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甚至在有的方面留下了重大缺憾。笔者通过对《决定》在立法中存在的缺憾进行分析,旨在对《决定》进行更为全面的思考,为今后有关司法鉴定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完善提供一点浅见。     

论土地征收中的物权保护

土地征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目的,以补偿为条件,通过行政机关强制取得他人土地所有权和他物权的行为.土地征收在增进公共福利的同时,也会因为征收主体的认识原因、立法的不完善、执法中的偏差以及某些组织和个人的故意侵权等原因,给被征收人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他物权以及他项权利造成损害.对此,应当从征收目的、征收主体、征收程序、征收补偿以及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对征收行为加以规制,以切实保护被征收人的利益.     

宽严相济视野中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完善——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为视角

历史上形成的“少捕、少杀，处理上一般从宽”的少数民族刑事政策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人文关怀和司法宽容，在实践中得到了包括西北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族公民的认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这项刑事政策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新形势下，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基石，关注“两少一宽”政策的刑事法律化，明确“两少一宽”并非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的全部，丰富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的内涵，促进法治和其他正义而有效的社会控制资源的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之功能，不应忽视包括西北少数民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固有资源在控制犯罪中作用的发挥。     

法制现代化途径选择与反思

实现法制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目标,但怎么样实现法制的现代化却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提出"本土化",有学者提出"法律移植",这样的争论往往是在宏观的层面上来进行,都提出了支持己方的理论.针对这一情况只能在不同的法律部门和具体的法律规则之中分析和研究是否"本土化"还是"法律移植",才能找到实现法制现代化的途径,无限放大和泛化某一种学说和理论都不可取,对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都是有害的.     

对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战略退出的理论思考

加入WTO和党的“十六”大的胜利召开，为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提供了新的背景。在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过程中，应把握有利的时机，确定合理的退出程度，选择恰当的退出方式，加快国有经济退出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