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更新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必然选择.人民政协有效履行政治协商这一首要职能,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丰富党的执政资源、优化党的执政环境、完善党的执政体制、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实现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切实加强人民政协政治协商职能的履行.要使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立有关政治协商的约束机制,提高政治协商的能力和水平,以与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相适应.     

网络组织集成论

迅速增加的组织间的合作为组织间的集成提出了新的要求,对网络组织的研究从不同的理论有很多的解释,但是不同组织之间的合作的目的是产生协同的效应,需要研究网络成员的集成。本文提出了网络组织集成的命题河并对其集成的特征和内容进行了探讨。     

薄层扫描法测定小儿解热宁口服液中柴胡皂苷b2的含量

目的：建立小儿解热宁口服液的含量测定方法。方法：采用薄层扫描法对小儿解热宁口服液中柴胡皂苷b2进行定量。结果：柴胡皂苷b2在0．6－2．8μg范围内与峰面积积分值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平均回收率为97．09％，RSD＝1．24％（n=5)。结论：本法简便、快速、准确，可作为小儿解热宁口服液质量控制的方法。     

论现行中国宪法的权力约束机制

约束和控制国家权力,是宪法所体现的法治的本质精神.现行中国宪法在约束和控制国家权力方面已经确立了比较系统的制度.但由于现行中国宪法确权性、专政性和纲领性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宪法权力约束机制的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任务,在于通过宪法适用,并以宪法适用为依据,完善宪法的控权性和规范性,从而推进中国宪法的权力约束机制.     

从文化消费看大学生价值取向教育

文化消费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过程。当前,大学生在文化消费方面存在着精神消费与物质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当前大学生的文化消费现状,说明他们的价值取向具有如下特点:自我意识渐强、多元取向日益明显、功利取向愈益突出、政治取向明显弱化等。只有加强思想教育,帮助大学生解决思想上的困惑并同时给予必要的消费文化生活指导,才是标本兼治的有效途径。     

高等学校干部培养问题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高校干部队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此,要克服重使用、轻培养的思想,将培养干部看做是学校党政主要领导的重要责任;要建立完备的培训体系、采取切实的培养措施,对干部边使用边培养;要高度重视对海外、校外招聘干部的培养;进行挂职锻炼。     

国外生物安全立法及对中国立法的思考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生物安全立法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中国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缔约国,不仅负有保护生物安全的国际义务,而且也有为本国生物安全利益而进行生物安全管理的现实必要性。中国目前虽然制定了一些生物安全立法,但就整体而言,这些立法无法适应生物安全管理的需要。参考和借鉴国际和国外生物安全立法,建立与国际接轨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生物安全立法体系,对于保护中国的生物安全,维护国家和全人类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生物安全国际法的沿革和主要渊源(一)生物安全国际法的沿革国际生物安全…     

从"普林斯顿计划"看美国战略新动向

2006年9月出台的“普林斯顿计划”最终报告提出了21世纪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大目标、三种手段、七项主要威胁和挑战。该报告反映了美国战略思想的一些新动向,包括:深化对战略的认识、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战略指导思想转向新自由主义。在对华战略上,该报告主张从中长期出发,建立地区机制来应对中国崛起。“普林斯顿计划”最终报告反映了美国战略思想界对美国21世纪战略走向的新看法,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我国的刑事鉴定程序应当如何完善——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切入点

刑事鉴定程序的完善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刑事鉴定程序法治化程度的标准。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程序的规定,至少存在如下问题:一是相互矛盾(鉴定被规定为七种侦查行为之一,而鉴定的主体却并非仅限于侦查主体);二是缺乏可操作性(如回避);三是无法可依(如鉴定人的权利义务);四是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不利(如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知情权)。上述问题的存在不仅剥夺或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而且无法确保鉴定结论的科学可靠性,因此有必要予以研究。     

中海油并购优尼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05年中海油向优尼科提出并购,最终没有成功。通过与雪佛龙四个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中海油是在经济方面整体占优的情况下失利的。对于这起事件,如果仅仅从经济方面进行分析是不可能完整理解的,必须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全面分析,理解并购背后所涉及的政治因素,这些政治因素包括能源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的泛起、美国国内政客与利益集团的影响三个方面,它们一起左右了并购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