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在反腐败机制中的应用研究

反腐败是我们党和国家目前面临的迫在眉睫的任务。本文通过建立潜在腐败群体之间的博弈以及反贪博弈的复制动态方程,并对其动态方程作了分析和讨论,得出了潜在腐败群体和反贪机关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从而揭示了反腐败的机理,目的是为我国目前制定反腐败政策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中东欧经济转轨问题的再思考

转轨20年来,中东欧国家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转轨的任务已经完成。围绕中东欧经济转轨方式的争论,如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等,在转轨20年后虽然已无现实意义,但仍具有永恒的学术意义。全球化与欧洲化为中东欧国家的赶超创造了有益的条件,但全球经济的波动也给中东欧国家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并不会导致中东欧国家抛弃现有的增长模式,但并不排除中东欧国家对增长模式进行微调。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对"改革疲乏症"敲响了警钟,为中东欧国家进一步加快改革提供了契机。     

农民工培训的进路选择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农民工是城市发展的建设者和见证者,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培训复杂而艰巨,是农民工向市民转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培训的质量不仅关涉农民工个体的生存命运和生活状态,同时对国家和谐稳定大局有重要影响。     

传统合法化资源与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基于农民工1733份领导留言的文本分析

农民工的利益表达一直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视的议题。但是,其表达方式尤其是他们是如何把自己的利益赋予合法性仍缺乏中国化的研究。论文通过对1733份农民工领导留言的文本分析,深入观察到诉求者“利”的合法化方式和策略,以及内化的“情”“理”“法”的文化心理结构。研究发现,在“重义轻利”为主导的文化心理框架下,诉求者需要把“利”合法化。通过“情”“理”“法”来赋予“利”以道德涵义和逻辑,从而形成了“情”“理”“法”的交互关系。由此,论文根据“情”“理”“法”的三者关系把合法化结构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的情理法模式、理想型的法理情模式和现实型的理情法模式。以“理”作为评判底层民众利益表达行为的标准和尺度存在模糊性的风险。现实型的理情法文化心理模式意味着诉求者的心理结构仍然处于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过程之中。为此,政府在处理诉求者的利益表达时需要加强法治化的引导。     

影响派出所基础工作开展的问题及对策

公安派出所是集防范、管理、打击服务等多种职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战斗实体,是整个公安工作的根基.其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决定了派出所工作的重要性.而当前在加强派出所基础工作建设上,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因此,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     

测量治理：国外的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治理的测量是构建经验性治理理论的基础。采用文献分析方法,首先简要介绍了国外,特别是世界银行、联合国人居署等国际组织的学者创建的测定治理的原则及指标体系,并对其获取资料和数据的调查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就中国地方治理测量指标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并初步设计了基层地方政府层次的治理水平测量指标体系,这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乡镇基层地方治理发展变化奠定了基础。认为,治理理论打破了以往"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研究取向,为政治和行政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一个更为综合的理论视野。国外学者对治理理论的价值定位和实证角度的获取资料和数据的方法也值得国内学术界借鉴。同时主张,作为一个从西方学术界引进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学者在利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相关社会现象时要意识到其理论和测定概念指标的适用性问题。     

商业标识权利冲突司法处理的逻辑标准与政策标准

涉及商业标识的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既包括商业标识之间的权利冲突,又包括商业标识与其他知识产权之间的冲突.对于司法是否受理及受理哪些此类权利冲突争议,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剖析了当前司法处理此类权利冲突争议的现状及成因,从逻辑标准和政策标准的新角度界定了司法处理此类权利冲突的基本法律界限.     

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联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推进逻辑

自上而下地推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倾向,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充分释放和有效发挥城市、园区、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主观能动性、积极性以及创造性,由政府主导走向多元联动。通过建构一个“政府—城市—园区—企业—社会组织”联动发展的逻辑框架,重新梳理各方在参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行动逻辑与功能定位,本文主张:转变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组建区域性协调机构和多维协商机制,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以管理输出、资本合作等方式,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联合共建产业园区;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促使企业跨区域并购和产业链跨区域连接;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发挥社会组织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论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宏观定位——基于政治、政策和法律的分析

反垄断法的定位取决于其独特的价值、目标和功能。反垄断法自始即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使命,可以成为有着宏大价值目标和强大经济调整功能的"超级法"。互联网产业在资本、技术和商业模式上的独特性,使平台易于触角广泛和无序扩张,具有反垄断的高关联度。互联网平台反垄断首先要在宏观价值上拓展思路和提高站位,又要积极寻求恰当的法律和经济的技术性路径。我国互联网平台反垄断不能轻言和盲从当今美欧的表面趋势,不汲汲于引领潮流和贡献经验,趋势之下可能掩盖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要一切服从和服务于我国数字经济的实质性发展利益,既要及时、积极和到位,又要适时、适度和谦抑,并始终以促进我国互联网产业创新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为目标。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应当坚持法治进路,构建相应的规则体系,并确保客观、中立和理性,防止非理性和情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