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保障

公民基本权利是表明权利人在国家生活基本领域中所处的法律地位的权利。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确认,从立法上反映了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从而体现了国家的本质。要使公民基本权利得到有效保障,既要靠宪法和具体的法律、法规,又要靠增强公民的权利、义务观念,有效遏制违法行为来实现。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救济途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确定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公安部的部门规章随即取消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程序,人民法院不再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这使得关系到交通事故当事人重大权利义务的责任认定没有救济途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一旦错误,将会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危害.从理论与实践上分析研究了交通安全法的这一弊端,提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救济途径.     

论环境责任保险对侵权法之影响

侵权法的局限性催生了环境责任保险,而传统侵权理论对环境责任保险正当性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它阻碍了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事实上,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把环境民事责任与合同契约责任有机联系起来,弥补了侵权行为法在环境侵权领域的局限性,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不仅不违反道德规范,不会导致个人责任没落,反而突破了传统侵权理论的桎梏,强化了侵权法的补偿功能,促进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发展,扩大了侵权责任的范围和领域,有助于近代侵权法向现代侵权法过渡,对侵权行为法具有积极影响.     

商业贿赂的本质及其防范

商业贿赂是在商业活动发展过程中,随着投资主体和经营主体分离而逐步出现的负面产物。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扩大,其社会危害程度也同时加重,并逐渐从一种普遍存在的商业惯例演变成为刑法所禁止的犯罪行为。商业贿赂的本质特征在于受贿者对其在商业活动中的义务的背离,同时也破坏了商业活动的公平竞争秩序,这是其与公务贿赂的关键区别。预防此类行为,不仅要明确对其的刑罚处罚,更要加强对行为者的监督。     

智能互联网的法律风险及其立法应对

智能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带来了诸多变革,虚拟社会、人机互动、算法规则使得现行法律制度面临一系列风险和挑战:法律价值上,传统法律正义观难以衡量一些抉择;法律关系上,既有的法律规范无法涵盖和调整一些新权益;法律适用上,司法制度遭遇障碍,等等.出现这些挑战的症结在于现行法律的过度滞后,除了法律天然的滞后性,保守的立法原...     

德国网络言论自由保护与立法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网络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元素,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与立法规制也成为法律视野中的重要问题。德国在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上延续了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但同时颁布了《多元媒体法》进行专门的立法规制。从与美国的网络言论规制比较来看,这是由网络言论的双重属性决定的,也与德国在网络言论保护上的价值取向和传统言论自由保护的方式有关。我国应从此两个方面入手,结合自身特点,实现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和立法规制。     

同事排斥对新入职毕业生工作绩效的影响 ：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

职场排斥不利于高校毕业生的角色适应和绩效提升。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从职场排斥现阶段研究较少的同事角度入手,探讨同事排斥、情绪智力对新入职毕业生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同事排斥负向影响工作绩效(任务绩效、关系绩效);(2)情绪智力正向影响工作绩效(任务绩效、关系绩效);(3)情绪智力负向调节同事排斥与任务绩效的关系,即情绪智力会弱化同事排斥对新入职员工任务绩效的负面效应。     

效率视野中的食品召回制度——一种法经济学理论的证成进路

2007年7月26日颁布并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9条首次确立了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食品召回制度为何建制,其存在的根基及其体系的支撑,都需要证成。以"效率"的角度从法经济学的理论出发分析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得出结论,食品召回制度对于"外部性"的有效处理,实现了"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的良好状态。     

关于新时期大学生情感问题的探析

大学生是一群正在成长的青年,亲情、友情、爱情是大学生生活中重要的感情支柱,极需慎重对待。重视大学生良好情感的培养,不仅有助于大学生学业的进步,还会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     

Where the Action Is: Macro and Micro Justice in Contract Law

In contemporary private law the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ro’ 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the ‘micro’ site of interpersonal transactions remains under-explored. In this paper, I draw on the ‘macro’ theory of justice articulated by John Rawls and offer an account of ‘micro contractual justice’ that helps us understand how the micro domains of contracting introduce particular relational constraints on the infusion of distributive considerations into contract law, resulting in constrained conception of ‘relational Rawlsianism’ operating in contractual domains. My framework provides a bridge between the macro and micro, helping us understand how they are in various senses separate yet interlocking, and also provides a ‘third way’ between all or nothing positions on the plac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on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