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者生命道德的思考

劳动者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具有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及追寻生命价值的本能渴望.但是他们生命的存在以及价值的实现不断面临现实的挑战,敬畏与关爱是对劳动者生命的基本的道德态度,工会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从“救济”到“治理手段”？——当前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分析：以河南F县C镇为例

作为国家推行的一项福利政策,农村低保要实现对农村贫困人群的救助。然而,在现实中,低保政策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以户为单位到以人为单位的扭曲和变通,以至低保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基层政权的一种治理手段,从而背离了政策的本意。事实上,低保政策执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既是监管力度不够及制度建设不到位所导致,更与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的治理困境密切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基层政权的治理状况既是保障低保政策能否顺畅执行的根本,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基本治理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     

公共治理的空间结构及其转变——基于转型社会中公共权力行动边界的分析

公共治理空间体现了公共权力在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生活领域时所拓展的协调与控制社会能动性的幅度和深度.在转型社会中,公共治理空间一般由显性一隐性空间构成.相应地,制度和惯习、制度性边界和惯习性边界的互生与外衍构成了公共治理显性-隐性空间的衍生条件与约束机制;而隐性治理空间的存续对公共治理总体格局而言亦有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由此决定着公共治理空间结构的宏观功能.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应通过公共权力运行场域的再造与行动边界的整合实现公共治理空间结构的转变.     

基于“两型社会”改革试点的高校作用刍议

"两型社会"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旨在开拓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方式,打造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形态.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改革试点要把教育作为重要的依靠力量,并且作为重要的建设目标和战略重点来抓.只有切实有效地发挥高校"思想库"、"人才库"和"科技库"的作用,引领"两型社会"观念的转变,培养"两型社会"所需的预期人才,服务"两型社会"产业的发展,才能够避免走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老路,并率先探索出有全国示范意义和借鉴价值的新机制新体制.     

广域组织RCEP下我国货物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基于静态面板数据的贸易引力模型

在广域一体化组织RCEP的区域范围内,运用基于静态面板数据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方法,对我国货物贸易流量影响因素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探讨了什么是RCEP及其发展历程,其次对我国与其他RCEP成员国间的货物贸易流量进行描述性统计,接着对货物出口流量与GDP等诸多影响因素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再通过对描述性统计和计量研究进行总结,认为我国与其他RCEP成员国间的货物贸易增长较快但增长率并不稳定,GDP和距离因素是影响相互间贸易的主要因素,人口数量、TPP及FTA是次要因素。     

猪肺炎霉形体Dnak-P97融合基因的表达及其产物的生物学活性

应用DNA重组技术,将猪肺炎霉形体黏附因子P97 C末端基因与猪肺炎霉形体伴侣蛋白Dnak C末端基因同时克隆到pET-30a表达载体上,构建了重组表达载体.将鉴定正确的重组质粒转化大肠杆菌BL21,用终浓度为1.0 mmol/L的IPTG诱导6 h.用BugBusterTM Ni-NTA His·Bind纯化试剂盒在自然条件下对目的蛋白进行了纯化;经Western-blotting和动物试验,证实,该蛋白具有良好的生物学活性.     

从对立到妥协:民主社会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福利思想的演进

本文分别考察了位于政治谱系两端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福利思想演变进程,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极端的福利思想很难迎合大众的需要,第三条道路在西方国家的兴起便是明证。但第三条道路并没有超越“左”、“右”,而是不同政治派别的相互妥协的产物。     

政府信息公开与行政诉讼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公民知情权的行政救济途径。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涉及行政诉讼的类型以及法院的受案范围。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举证责任和诉讼程序都因不同的行政诉讼类型而有显著区别。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最关键的问题是法院对于国家机密的审查,政府信息是否国家秘密必须经过有权机关的确认,不能仅仅以属于国家秘密的空洞理由而不予公开。对于因政府信息公开遭受损失的当事人,应当给予国家赔偿。     

论环境健康与政府环境责任

通过分析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指出环境健康问题的严重性,而在环境健康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根据法律规定,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环境责任,根据政府对环境责任的错误认识提出了要狠抓落实环境民主,改进现有政府环境理念,达到环境善治的观点。     

习惯法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之反思

当前我国习惯法研究中充满着日益强烈的实用主义价值诉求与愈益精细的制度设想．这固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和制度优化作用，但也存在“实用主义”倾向等诸多偏颇，制约了我国习惯法研究的深层次发展。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数的习惯法研究者过于简单化地以西方的“实用主义”为依据和标准．既忽略了对“实用主义”内涵的深层理解和消化吸收，又没有把握习惯法的内在理路。为此，在今后的习惯法研究中，应结合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回到“实用主义”哲学的生成语境，从习惯法的内在理路来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