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职工心理健康亟待关注——对女职工素质提升工程时代内涵的思考

工会女职工在构建和谐社会伟大历程面临着新的挑战。工会女职工组织要积极开展女职工心理健康工作,提升女职工素质,从而充分发挥工会女职工组织作用,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     

构建保持党员干部先进性教育活动长效机制

构建保持党员干部先进性教育活动长效机制,要遵循系统性、协调性、可操作性原则。要分类分级,设计底线要求与更高要求相统一的党员干部先进性素质长效提高机制;要根据过程特点,设计包括党员干部先进性发挥过程总体实施方案、节点检查制度、验收评估整改制度三个环节在内的党员干部先进性发挥过程长效调控机制,构建党员干部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长效机制的科学体系,为党员干部先进性素质提高和先进性高水平发挥提供制度支撑平台。     

论秘密侦查的存在基础

秘密侦查是我国侦查实践中一种功效卓著的特殊侦查手段,但由于人们认识上的误区,始终没有赋予这种手段以公正合理的地位。文章拟从学理依据及法治化前提的角度探讨秘密侦查措施存在的正当、合法性的基础。     

论国际社会核心价值的内嵌

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和平与发展、公正与平等,它们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嵌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国际社会核心价值的内嵌过程受到三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世界的有限性、自我毁灭的经历与大国的责任.世界的有限性影响了国际政治思维方式,在19世纪晚期表现为抢夺型,在20世纪晚期表现为合作型;两次世界大战既是国际社会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类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学习的过程;大国将其价值观嵌入国际社会,促进了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其责任不是推翻西方价值体系,而是弥补其缺陷,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和平、合作、和谐"价值理念,努力建设一个更为和谐的世界.     

从侦查能力与侦查法治之关系看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在我国刑事犯罪高发的背景下,侦查法治的推进必须顾及现有的侦查能力水平,不能过于超前.同时,为进一步拉动我国侦查能力提升,还应维持侦查法治水平适度超前.当前,根据我国侦查能力的现状,应参照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中所确立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治理能力评价——以新冠肺炎为例

优化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综合治理水平是现阶段我国面临的迫切问题。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背景下,结合政府治理现状和面临的新挑战,以国家、地方政府和基层为主体视角构建一套政府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政府治理水平和质量进行科学量化,评估其应对此次公共卫生事件的管控效能,提高治理效率,可为实现新时代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合规在中国的引入与理论调适——企业合规研究述评

企业合规作为一项重大法学前沿交叉课题，得到我国刑事法、公司法、行政法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合规在中国的引入和理论调适为主题，我国学者主要从企业合规的性质与功能、公司合规治理的理念与结构、企业合规与行政监管模式、企业合规与单位刑事责任、企业合规引入公诉的方式等五大板块展开学术研究和争鸣，业已产生一批重要理论成果。在未来，企业合规研究需要一次法学方法论上的转型，以比较法研究为主线的介述性研究和以提出制度改革建议为目标的对策法学研究可告一段落，从本土合规改革经验中提炼中国化的原创性合规理论，将成为企业合规研究的主要学术增长点。     

绿色消费的测度、分解与影响因素分析

缺乏科学客观的绿色消费评价指标体系，严重制约了宏观层面绿色消费的量化研究。基于宏观视角，借助两阶段贝叶斯模型平均法等方法开展了绿色消费的测度、分解与影响因素分析。通过构建包含生产、生活、生态三个子系统的绿色消费指数指标体系并测度发现：21世纪以来我国绿色消费指数不断上升，三个子系统指数的变化呈现出明显差异。指数分解发现：经济增长是我国绿色消费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技术不足和生态环境欠佳制约了中国绿色消费发展。从经济、技术和生态三方面检验影响我国绿色消费的主要因素发现：总效应方面，投资和城市化对绿色消费发展具有重要拉动作用，由于研发投入成本高，前期创新投入对我国绿色消费发展有负向影响；经济分效应方面，投资和产业结构对绿色消费经济效应有正向促进作用，创新投入和生态修复具有负向作用；技术和生态分效应方面，消费、投资、生态修复对绿色消费技术效应和生态效应有促进作用，创新投入对于技术效应和生态效应具有负向影响。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Intellectual Sources, Evolving Paths, and Theoretical Debates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or “Responsible Sovereignty” has emerged as a new issue in IR and sovereignty studies. On the one hand, its emergence stems from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sovereignty and its inherent legitimacy requirement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a theoretical choice for dealing with current global issues and puzzles. In essence,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is not a direct challenge or straightforward deviation from traditional sovereignty theories. During its transfer from Right to Responsibility,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is actually a consequent product of sovereignty traditions (like Great-Power Responsibilit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 developing term that enriches its meanings and contents in the process of concept building. Its connotation expands from the functions of “protection” and “prevention” to the function of “building” and even “care.” In general, studies of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have gradually diverged into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Libertarian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As a new-born framework,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has demonstrated several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structure, logic, standard, as well as content and levels. However, it also confronts some disputes in terms of theory and challenges in practice.     

城市消费舒适物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基于人才集聚的中介作用

消费舒适物不只是城市经济活动的附属物，更是吸引人力资本集聚、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中国282个城市面板数据，研究了城市消费舒适物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城市消费舒适物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从中介效应看，人才集聚是考察城市消费舒适物对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重要渠道。从空间效应看，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也即是周边地区消费舒适度提高，也有利于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在新的发展格局下，注重城市消费舒适物建设，发挥其区域联动性，使之成为创新高地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