卵丘细胞对小鼠卵母细胞体外成熟及其后续发育的影响

观察了卵丘细胞共培养对小鼠生发泡期部分裸露(PNO)和裸卵(NO)成熟和发育能力的影响;分别用小鼠、大鼠、猪的卵丘细胞与小鼠PNO和NO进行了共培养。检测了小鼠PNO和NO的减数分裂能力、生发泡构型、受精和胚胎发育能力。结果,PNO、NO的减数分裂能力显著(P<0.05)低于卵丘完整复合体(COCs)的减数分裂能力。COCs中SN型卵母细胞比率显著高于PNO和NO中SN型卵母细胞比率(P<0.05),大部分PNO和NO的卵母细胞核型为NSN型。与对照组相比,与小鼠或大鼠卵丘细胞共培养的小鼠PNO和NO的减数分裂能力没有显著提高,但是与猪卵丘细胞共培养却可以提高小鼠PNO和NO的减数分裂能力。结果表明,猪卵丘细胞能促进小鼠卵母细胞的体外成熟,但并不影响小鼠卵母细胞的受精和胚胎发育。     

中国与国际秩序笔谈:观念与战略

国际秩序是世界政治中最具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国际秩序的走向本质上是“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和命运。”对此时代之问,追求民族复兴并已深度融入世界的中国,理应做出自己的回答。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大国竞争加剧、国际秩序“分”“合”未定之际,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会同《国际问题研究》《外交评论》和《国际展望》三本杂志,以“中国与国际秩序”为主题,邀请近二十位学者分别从历史与理论、观念与战略、议题与实践等不同路径和维度尝试进行跨学科、全方位讨论,旨在聚焦中国在国际秩序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思考中国与世界之关系,鉴往知今、展望未来。     

发展—安全互动中的全球基础设施议题

作为一种兼具公共产品与战略工具双重功能的议题,全球基础设施具有明确的发展与安全含义,因此,该议题在国际政治中呈现出嵌入"发展—安全联结"的基本态势。当前,在大国战略竞争结构之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社会"发展—安全联结"都具备议题拓展的政治动力,两者互动推动着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领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更为复杂化的聚合,扩展了当前"发展—安全联结"在国际政治中的适用范围,也强化了基础设施对安全与发展的依赖程度。基础设施与"发展—安全联结"互动呈现出螺旋圈层的架构,即主要通过议题维度的立体配置逻辑、制度方面的双重建构逻辑和演变方面的系统嵌合逻辑等方式,更紧密地与"发展—安全联结"发生互动关联。一个"发展—基建—安全联结"正在浮现。全新的联结也在重新塑造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并在议题设定、行为逻辑、国际制度、全球治理和运作环境方面影响着当前的国际秩序。这种正在出现的"发展—基建—安全联结"可能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基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超越消费主义--论消费正义

消费主义俨然成为现代商品社会人们顶礼膜拜的价值理念。“消费”控制着人们的生活,主宰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并深刻地影响到人类存在的自然根基和社会精神家园。从根本上超越消费主义,就要大力倡导消费正义,消费正义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价值主张和实践要求。     

关于我国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模式的框架设计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模式应当是多元协调混合型模式 ,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保障方式多层次、保障资金多渠道、支付方式科学、管理办法有效的医保运行机制。     

三农问题背景中的村民自治

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宏观上的努力,更需要微观上的努力。村民自治,是中国村民自主解决农村公共问题,进行公共管理,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安排。要发展良好的村民自治,关键之一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安排。因此,系统分析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具体规定,着眼于如何完善村民自治,分析其存在的缺陷,提出修改思路,是在制度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微观保障。     

跨越现代化基本要素和结构的＂超现代形态＂——从现代化视角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改革的深度是与对改革对象认识的深度直接相关联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更客观更严格的审视和认识,是使它能够真正在纠正失误、克服弊病中向前发展的必要前提。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形态,相对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现代化形态来讲,是一种"后现代社会形态",即超越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后的社会形态。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在社会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跨越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和结构而形成的"超现代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义改革中重又启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既要培育现代性、培育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和结构,又要超越现代性、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新型现代化。     

行政法红灯和绿灯模式之比较

在现代政治语境中，人民主权是一切合法性的源泉，因此民意的传送构成了行政合法性的基本路径，“传送带模式”也成为行政法的原始制度形态．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对传送带模式的拓展，由于拓展方向的不同，形成了红灯和绿灯两种模式．红灯模式认为司法是传送民意的正宗管道，从而发展出规范主义的控权论，绿灯模式将行政本身视为传送民意的最佳渠道，因此发展出功能主义的“管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综合红绿灯两种倾向的黄灯模式。     

侦查行为法治化的制约因素及其克服

侦查行为法治化,是侦查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它受到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主观因素包括：需求与动机、法律知识、守法愿望、侦查能力等;客观因素包括：立法、体制、群体压力、资源供给等。研究并克服这些制约因素,对于推进我国侦查法治化意义重大。     

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

传统的刑罚目的理论正在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刑罚目的可作如下划分,即：以刑罚作为刑法的下位概念为基础,在横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主要目的（惩罚犯罪）和次要目的（预防犯罪）两个层次,此为狭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在纵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第一层次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直接目的）,——第二层次保护法益（根本目的）两个存在递进深入关系的层次,此为广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