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门与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以受歧视和污名人群为例

伴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国家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滋生了许多社会不和谐因素,比如歧视和污名问题.改革开放既为中国第三部门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也使污名和歧视问题日益严峻,导致改革面临重重困境.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在对这一群体构建支持网络的过程中,明显地显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而新兴的第三部门介入该领域成为必要和可能.欲将第三部门与污名和歧视问题结合起来,以第三部门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为突破口来寻求该问题的解决不失为一种新的途径.通过对目前该领域中第三部门的经验获得、问题所在、未来发展和建议意见等方面的探讨,旨在促进我国歧视和污名现象的减弱和第三部门的完善与发展.     

行政法红灯和绿灯模式之比较

在现代政治语境中，人民主权是一切合法性的源泉，因此民意的传送构成了行政合法性的基本路径，“传送带模式”也成为行政法的原始制度形态．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对传送带模式的拓展，由于拓展方向的不同，形成了红灯和绿灯两种模式．红灯模式认为司法是传送民意的正宗管道，从而发展出规范主义的控权论，绿灯模式将行政本身视为传送民意的最佳渠道，因此发展出功能主义的“管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综合红绿灯两种倾向的黄灯模式。     

对“检警一体化”模式的本土化反思

在警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侦查关系上，我国学界大部分观点主张应效仿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实行“检警一体化”，但也有少数派观点否定“检警一体化”。对此，要利用邓正来教授提出的建构“中国法律理性图景”这一分析工具，对“检警一体化”进行本土化的反思。     

政府间关系：体制与行政

虽然政府间关系研究已经成为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的一大亮点,但多数研究依旧停留在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的外在层面上,并未进入到公共行政学的内在范围.要对公共行政的府际关系做深入研究,就必须对政府间权力、政府间体制和政府间行政这三者的内在规定性及其关联性做细致的分析.只有超越政府间体制的分析层面,将府际关系中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元素聚焦到政府间,立足于公共物品供给与公共服务合作供给之上,并和基于以民为本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联系起来,才能触摸到真正的政府间行政.     

气相色谱法测定头孢地嗪钠残留溶剂

目的:建立头孢地嗪钠残留溶剂的检测方法.方法:采用DB-624毛细管柱,柱温40 ℃;载气为氮气;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器温度为250 ℃;进样口温度为160 ℃;溶液直接进样.结果:被测各溶剂均能良好分离,各溶剂峰面积与浓度均呈良好的线性关系;方法的精密度良好;回收率较为理想.结论:气相色谱法适用于头孢地嗪钠的残留溶剂检测.     

秘密侦查立法规制新探

秘密侦查，是指以查证犯罪为目的，由国家法定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实施的，针对严重或采取常规侦查措施难以奏效的犯罪行为，而主动采取的在主观上有强烈的保密意愿，在客观上比较隐蔽，对国家司法、道德信用及公民合法权利造成不同程度侵害的技术性和非技术性侦查行为和措施。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易造成侵权的刑事侦查措施，其合理使用必须以法律监督为前提。     

兵团新型工业化水平定量分析

本文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最终选取25个新型工业化指标，构建新型工业化综合评价体系，以2007年全国各省市区及兵团的截面数据为基础，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总因子得分，进而采用clus-ter analysis法作聚类分析横向比较，揭示兵团新型工业化水平在全国的处于第四类最不发达类总排名23名的位置。     

关于网络游戏中“外挂”行为的刑法思考

伴随着我国网络游戏市场的快速发展，外挂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正日益显现，外挂行为的刑法评价不仅仅是一个司法实践问题，也已经引发了巨大的理论争议。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外挂行为的定性并未能实际影响到司法实务中对于外挂行为的定罪，基于追求“定性准确”而采取的“保险式”定性，几乎千篇一律地退而求其次，避开侵犯著作权罪而将制售外挂的行为定性为非法经营罪，这一做法忽视了外挂行为的本质属性，更是对于刑事立法中非法经营罪和侵犯著作权罪法条关系的一种严重误读。深入思索外挂行为的本质特征，剖析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的宏观定罪规则和法条结构，对于外挂行为的罪名选择，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在“欧洲”与“民族”之间经营——面对《基本法》与《里斯本条约》的德国新执政联盟

“欧洲”因《整合责任法》而被列入了德国联邦议院的辩论议程。《里斯本条约》对自下而上、有限支持和适度原则进行了具体化，“民族”通过由成员国议员作为代表而全面介入欧盟事务之中。德国新执政联盟在其《联合执政协议》中确定，“欧洲”成为新联邦政府的政治方向，而“民族”是政府政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新联邦政府就成了“欧洲”与“民族”的经营者。新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的行动能力取决于其与联邦议院之间的沟通。而新联邦政府的欧洲政策施政空间——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可能的立法权限一则受政策取向影响，即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政策取向是趋同，还是相悖。这又取决于联邦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州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有一致还是相悖的政策偏好。     

贯彻落实“首要标准”必须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在全国政法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提出：监管改造场所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要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周永康同志深刻阐明了监狱劳教工作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抓住教育改造这一核心，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重大意义，指明了新时期监狱劳教工作的根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