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下的集体争议与工会角色

经济转型之下,经济与产业将迎来变迁,在微观上,这种变迁会导致企业关停并转,劳动者首当其冲的面临失业。当前我国劳动密集产业存在着大量劳动者,这种失业会导致大量集体争议的发生。而集体争议又有转化为群体性事件的风险。本文结合集体行为的增值理论,分析了这种转化的客观过程,并提出工会应当扮演"安全阀"的角色,以防止集体争议激烈化。     

平民的国际人道法保护:困境与出路

研究平民的国际人道法保护问题,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当前,武装冲突中平民的人道法保护面临诸多困境,因而必须进一步明确国际人道法对平民的保护要求,完善国际人道法对平民保护的实施机制,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国际人道法的创新与发展。     

处置群体性事件联合行动论纲

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社会秩序管理活动应当尽快适应信息时代所需的组织结构与控制方式。在这一语境下,群体性事件处置方式也应由合成走向联合,在群体性事件现场的不同区域,应有多个具有相对独立行动能力的警种、警队组、群众工作组等处置力量,并能按照统一的行动企图,以平等的关系,自成模块,共同实施自主性较强的协同行动。按照行动性质可区分为联合防控行动和联合强制行动;按照行动力量的组合形态可分为以专业防暴警种为主体的联合行动,以群众工作组或其他专项警队组为主体的联合行动。同时要把握好联合行动的特点和处置原则。     

中山北路的时空考古——台湾当代散文中的台北形象研究

街道，是城市至关重要的意象，是认知城市的基本通道。作为台北乃至台湾百年空间形象的缩影，中山北路的空间形象史及其象征精神具有典型意义。论文从散文文本出发，以中山北路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作为殖民空间、威权空间、情色空间和现代化空间的诸种形象特点及其精神意涵，从中发掘诸种空间背后所形塑的世代居民的感觉结构，进而分析作为象征空间的中山北路所表征的时代精神。     

论新疆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体系建设

当前新疆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存在决策机制人治化突出、组织协调角色不清,预警能力不足、资源投放缺乏系统性等重大问题。因此,根据新疆经济、维稳发展形势,结合以往应急处置存在的问题和新疆地域辽阔、多民族的地缘特点,建立适应新疆地区的重大突发事件预警及应急处置机制,完善预警系统、决策指挥系统、力量投放系统、组织协调系统、社会动员系统、善后处置系统及培训演练系统、国内外合作系统,形成具有时代意义的应急处置体系,对推动新疆快速发展——"五年大变化、十年奔小康"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信仰危机的表现及对策

由于网络技术的盛行,人们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大学生作为网络社会最主要的主体,极易出现信仰混乱危机。面对信仰危机的双重性问题,大学生既不应该忽视也不应该害怕,而是要致力于将技术的合理性转化成政治的合理性。     

公民权利、政府公信、国家形象——"疫情"、"震情"和信息公开的三重价值

阜阳疫情、汶川地震,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的前后区间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信息传播效果。其信息公开展现出不同层面的重要作用:信息公开是对公民(受众)权利的最大认可和尊重;是政府形象的软传播;信息公开是向国际社会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三者依次推进,展现了信息公开价值的三重维度。     

负责任主权：理论缘起、 演化脉络与争议挑战

“负责任主权”是当前国际关系主权理论面对的新议题，这是主权理论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嬗变的必然结果。它一方面源于主权概念之历史逻辑与内在的“正当性”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应对当前全球问题的一种理论选择。“负责任主权”理论并不是对传统主权理论的单纯挑战或背离。在从“权利”、“控制”与“能力”视角走向“责任”视角的过程中，“负责任主权”实际上与主权的特定历史传统（如“大国责任”）一脉相承；同时，它在概念建构过程中也逐渐丰富其内涵，从最初的“保护”、“预防”与“反应”功能扩充到“构建/重建”乃至于“关怀”功能。当前“负责任主权”研究逐渐体现出“自由论”与“社群论”两种不同的责任观。作为一种新框架，“负责任主权”已经在结构、逻辑、标准、内容与层次方面展现出若干理论特征。尽管面临许多理论争议与实践挑战，“负责任主权”中的某些因素有助于推动中国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缓解崛起过程中的困境，展现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立法的语言与逻辑失范现象举隅——以诉讼法为语料

从语法及逻辑规则角度规范立法语言是准确理解与适用法律的必要条件.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在对某些重要法律概念的界定与表述上有违语法、逻辑规则；个别规定之间欠缺逻辑联系甚至存在逻辑矛盾.正确运用定义、划分等逻辑方法,严格遵守同一律、矛盾律等逻辑基本规律,准确领会并合理应用逻辑联结项,恰当选择使用标点符号、基数、序数词等一系列规范化工作的进行,对于完善诉讼法立法活动、保障诉讼法的顺利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事业单位“管办分离”改革探索中的北京模式

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是事业单位改革重点之一。北京市自2004年起,先后在海淀区和市民政、园林绿化、医疗卫生领域,围绕解决政事合一、管办一体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管办分离"的北京模式。本文指出了北京模式的实质是体制内机构监管模式,分析了北京在事业单位"管办分离"改革探索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