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延安交际处

延安交际处，全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它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的招待科。     

我国刑法应增设"恐怖活动罪"——基于新疆"7·5"事件的思考

新疆"7·5"事件引发了对我国刑法规定的反思.我国刑法缺乏专门的反恐罪名,应将暴力破坏的犯罪类型从刑法分则各章节中分列出来,结合恐怖主义目的,合并设置为专门罪名"恐怖活动罪",为反恐怖斗争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     

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因果关系认定

故意伤害罪是一种典型的结果加重犯，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法律性和直接性等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应查明被害人受侵害前的原始状况，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侵害行为的性质与程度和有无消极因素的介入，以科学认定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因果关系。     

破除束缚科学发展的三个阻碍

利益关系错位、错误政绩观、旧的发展方式是我们进一步坚定科学发展信念的三个阻碍，要破除这三个阻碍，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     

风险社会视野下警察权利的维护

人民警察作为行使国家行政执法力量特殊公民,具有双重身份。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很多情况下为了维护公权力威严而被迫放弃私权利。因此,在不断强化队伍建设、从严治警的同时,亦应建立切实可行的警察权利制度,采取适当有效的救济措施,以切实维护警察的合法权利。     

中国改革进程中政治支持资源的拓展——一种政治参与的分析视角

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然而不同的参与行为却给系统输入了不同的压力或支持。改革的平稳开展依赖于公民的政治支持,这决定了我国改革在保证既有的政治支持的前提下,要进一步拓展政治支持资源,可通过改善政治社会化、提升行政效能、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减少改革阻力,从而形成与改革进程相适应的、散布性政治支持与特定政治支持共同提高的多维网络结构。     

恐怖组织认定模式之研究

当前,我国对恐怖组织事实上采取了司法认定和行政认定并存的模式,这种模式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与分工。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对恐怖组织的认定主要存在司法认定和行政认定两种模式,而我国刑法中除恐怖组织以外其他组织也存在司法认定和行政认定两种模式。从实际情况、人员配备,以及认定后果来看,我国应对恐怖组织采取行政认定模式,以达成刑法与反恐怖法的衔接。     

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原因再探讨

1921年7月23日晚,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名代表加上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总共15人出席了会议。然而,党的两位最重要创始人“南陈北李”却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