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发展与援助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思想渊源来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本文关注中国古代政治中通过援助实现发展干预的国际政治行为,讨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影响这一国际政治行为的几组重要关系: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执政能力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中国经验与国际发展的关系、国家利益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古代通过文化与观念的传播与扩散,将中国自身发展经验有效融入到中国对外援助活动中,统筹了中国国内发展与国际地位两个大问题。中国较早地认识到影响政权执政效果的最重要因素是"正确的发展理念"。     

监狱刑罚执行的过渡性原则研究

“法官判处监禁或剥夺自由的类似措施的目的和理由是为了保护社会避免受犯罪之害。惟有利用监禁期间在可能范围内确保罪犯返回社会时不仅愿意而且能够遵守法律、自食其力。”“刑罚，并不像在古典派犯罪学者和立法者的主张影响之下而产生的公众舆论所想象的那样，足简单的犯罪万灵药。他对犯罪的威慑作用是很有限的。”     

谈约束警察事权履行的成因与对策

警察在行使国家和法律赋予的事权时,常常因体制因素、经济因素和执法主体自身因素,而受到不同层次的行政影响与社会约束,导致警察依法行使事权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章不循、执法随意。为了改善警察事权的履行环境,必须提供法律、经济、体制保障。     

在推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学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体会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正确处理和协调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维护人民群众最基本利益的重要基础.推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论证据的种类

我国法律将证据分为八种是缺乏根据的。八种“证据”中只有物证、书证是两种独立的证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只是人证的不同类型 ,而与物证、书证并列的只能是人证。勘验、检查笔录和鉴定结论都不是证据本身 ,它们只是反映了物证的物证资料。视听资料不是单一事物 ,其四种成分中只有一种成分是证据 ,且属于书证。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 ,证据只有三种 :物证、书证、人证。证据都是由事实构成的 ,事实构成证据的情况只有三种 :一是客观存在 ;二是被“书”记载 ;三是被人感知。三种情况下的事实只能构成三种证据。司法人员获得证据的途径也只有三种 :一是找证物 ;二是找“证书” ;三是找“证人”。     

职务犯罪亚文化功能探析

职务犯罪亚文化的功能不仅是解释个人加入职务犯罪亚文化群的原因,也是联接个人、群体、社会的纽带,还是连结职务犯罪亚文化形成理论和传播理论的桥梁。但是,我国现有犯罪学理论对它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不仅没有功能对象的区分,也少有功能性质的辨别。因此,我们将在分析功能概念的基础上对职务犯罪亚文化的功能依不同对象和性质进行分析。     

《老子》法哲学中的“常”与“名”

《老子》法哲学的基础建立在其关于"常"的理论上。"常"是"道"的表现,虽可为人所认知、并作为自然法规制社会,然其本质终属于抽象性的规律。在《老子》的法哲学中,"常"未能转化为"法"的逻辑原因在于对"名"的功能阐述上,而矛盾根源则为战国时期对价值观问题之反思。由于"名"理论之演进发生分歧,遂出现了庄子、黄老、法家三派的法律观之理论区别,其共同的思维模式则为中国法律传统所继承。     

"中华文明复兴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研讨会综述

2006年3月28—29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沪举办了“中华文明复兴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外交部、外交学院、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求是》杂志、科技部以及上海有关研究机构和高校的近40名     

两汉的宗族与地方社会自治

宗族组织在两汉时期得以恢复和发展,在地方社会政治中也逐步展现出渐次强大的功能。表现在维持社会稳定的收族职能;促进社会发展的生产组织职能;乡里的教化职能;乡里地方政治的支配职能以及在战乱状态下的宗族自保职能等。是两汉时期国家社会政治的重要力量。     

转化型抢劫罪在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第269条规定了转化型抢劫罪,亦称准抢劫罪、准强盗罪、事后抢劫罪,它是指在盗窃、诈骗、抢夺的实施过程中或实施完毕后非法状态持续的一定期间内,由于行为人在主客观方面出现了特定的变化,使整个行为的性质恶化,从而在法律评价中要以抢劫罪论处的情形。转化的前提条件应是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转化的客观条件应是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转化的主观条件应是为了占有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