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中的公共治理

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变革了传播模式,形成了创新性的网络传播。同传统模式的运行要素相比,网络传播吸纳了大量的传播参与者以及信息和资源,整合了更多复杂的传播目标,模糊了传播路径。网络传播引发了对信息权、参与权和发展权的关注,对公共治理提出了更广泛和深入的参与要求。对此,需要赋予网络传播参与者相应的公共治理主体地位,在各主体间构建完善的信息交流平台,加速实现多主体参与公共治理的本土化,强化各主体对公共治理过程的监督。     

区域金融发展、居民金融资产与收入分配——以重庆市为例

基于重庆市1990~2009年的数据,运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居民金融资产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重庆市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非同阶单整变量,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在一阶差分VAR模型基础上所做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金融规模扩大导致收入差距呈现由缩小到扩大再到缩小的过程;金融效率的提高则使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缩小。城乡人均储蓄比和城乡房产比都扩大了收入差距,而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论海事司法鉴定的完善——以案例研究为路径

随着中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成熟和发展,海事司法鉴定的特殊性凸显。通过分析涉海诉讼案件,如船舶碰撞和船舶触碰、海洋环境污染、船损货损等,我们可以看出海事司法鉴定在海事审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相关部门应进一步改革与完善海事司法鉴定制度,充分发挥其在海事诉讼中的作用,以更加客观、科学的依据认定事实,妥善处理海事纠纷和海事案件,真正使＂让海洋更洁净、让航行更安全＂。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体系观与中国外交

国际体系是描述国际关系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概念。中国近代以来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宏大的国际视野,不断探索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不断深化对国际体系的认识,不断调整和修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定位和相互关系,完成了从国际体系的革命者、积极参与者、游离者,到全面参与者和建设者的角色转变,实现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共产党国际体系观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发展,指导着中国外交实践走上了一条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相和谐并平稳过渡的全新之路,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以整合思维加强和改善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加强和改善党对和谐社会建设的领导至关重要。把握方向,制定政策,整合力量,营造环境,是新形势下对各级党委履行领导责任提出的新要求。从整合力量的角度看,有必要研究整合思维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整合主要包括:思想整合、制度整合、组织整合、社会整合、文化整合。     

论图书资料对大学生自主学习的影响

一个学生在学校课桌旁度过十几年宝贵光阴之后,应当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怎样读书.而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仅仅依靠老师在课堂传授知识,势必局限学生的学科视野,甚至导致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让学生利用图书资料进行自主学习.     

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比较研究

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研究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的联系与区别,充分认识新型工业化的本质特征,克服传统工业化的种种弊端,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当前的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研究

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期主要矛盾的社会背景下,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九大会议精神要求在司法领域也应当不断加强改革创新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繁简分流改革机制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在《意见》原则性规定和总体框架指导下,各地区法院展开了对《意见》实施的具体探索。在落实案件繁简分流机制过程中,应以程序正当化为前提,坚持公平与效率平衡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权并建立多元化矛盾解决机制,从诉讼流程各环节深挖改革空间,细化和创新具体举措,追求审判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司法效益最大化,准确实现繁简分流的制度内涵和价值。     

中国古典社会管理思想的流变与整合

中国古典社会管理思想是在儒、法、道三家管理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中逐步形成的,在理论上儒、法、道的思想尖锐对立,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却互为融合、补充,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兼容法家、道家学说的独特的封建社会管理思想,在实践上形成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体为法家的传统社会管理体系。     

中国服务业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

服务业占西方国家的GDP比重高达60%至70%,而我国到2005年仅为约40%,在未来20年中,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发展服务业将是我国首要的任务,而服务业发展的政策选择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