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法发展的分析模式

模式分析方法是推进我国行政法向纵深发展的新方法。构成分析中国行政法发展的模式主要有: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单向与双向、权力与关系、消极与积极、制约与激励。中国行政法发展趋势是:以公共行政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以双向作为行政权力作用方式、以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研究分析视角、以积极作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作用和以制约与激励机制的有机整合作为行政法机制。     

建筑类高职学生基本素质课程设置的调查与研究

本文在对建筑类高职院校基本素质课程设置现状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课程整合的有效途径、课程整合的原则、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特色及课程改革的实施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论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

善意取得制度不仅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大量运用,而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要求相关法律对此有所规定。本文从善意取得的范围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并指出必须从法律上严格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     

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六次启蒙（上）——兼论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人’的觉醒”时期

“启蒙”的本义是开发蒙昧、清除荒谬、发现真理。“启蒙”并不是“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专利。在此前的中国古代人文思想领域,曾经发生过四次启蒙,它们依次出现于周代、六朝、明清、近代,启蒙的对象分别是夏商的神本蒙昧主义、汉代的“性善情恶”论和“性三品”说、隋唐宋元以儒家道学一理学为代表的唯理性主义,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的荒谬悖理的纲常伦理体系。而“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第五次、第六次启蒙,它们的启蒙对象分别是古代“奴隶道德”和现代“极左”思潮。原古以溯今,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种种规律性的重合昭然若揭：蒙昧至极,必生启蒙;真理逾过半步,即成谬误;人文的真理相通,谬误也相通;在重复的谬误处可找寻教训,在重复的启蒙处可总结真理——它是我们今天进行价值伦理重构、推动中华民族伟大腾飞的宝贵资源。非常感谢祁志祥教授接受我们约稿,由于文章较长,特分两期刊出,以飨读者。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与主权国家的司法合作

国际刑事法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所规定的最严重国际犯罪行为都有管辖权的常设司法机构。它与主权国家的合作问题直接影响到其管辖权的实现和审判的正常进行,甚至对整个国际法和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里提及的合作问题是任何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必须直面和解决的。国际刑事法院作为常设性、普遍性、强制性的司法机构与主权国家的合作问题尤其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也面临着一些国家不合作的问题,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处境需要分别分析研究。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的合法性危机既体现在"作为行为"中,也体现在"不作为行为"中,突出表现为社会对其作出的风险评估结论持不信任态度。原因在于:科学顾问缺乏科学上的卓越性和独立性及其活动缺乏透明性。需要设计公正和科学的科学顾问成员的遴选制度、广泛和有效地支撑其开展风险评估工作的网络体系、精密和完整的利益声明规则、合理和全面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活动的公开等制度来有效克服科学顾问的合法性危机。     

我国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政策思考

社会稳定风险是工程项目建设的内在属性,并且遵循着"技术生产—制度诱发—主观建构"的生成与演化过程.项目建设的施工安全、邻避效应开启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治理,然而社会稳定风险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同时还包含着风险程度与级别的差异化呈现,以及不同主体的差异化行动策略加剧了社会稳定风险的生产与演化.根据达伦多夫的理论阐释,将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程度归结为"低强度—低烈度、高强度—低烈度、低强度—高烈度、高强度—高烈度"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主体分歧的弥合,以及实现社会稳定风险诱发变量的分解与阻隔.同时,我国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及政策导向有着鲜明的本土意涵,风险治理需要立足于工程项目技术风险及其"相处"问题,明确本土风险治理的制度环境,促进公众有效的风险沟通与权益表达正常化、规范化,才能实现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规避与常态化治理.     

论纯洁性建设视野下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作风问题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党的思想建设最重要的作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党优良思想作风的核心问题。思想作风不正,路线方针政策就会发生错误,革命必然遭受损失,党的纯洁性也就受到影响。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党的工作实践表现出的优良作风,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坚持群众路线成为党维护纯洁性的重要内容。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是干部和党员保持优良作风的要求,生活作风虽然是个人问题,但它对党的影响则不可小窥,生活作风对党的纯洁性维护具有重要意义。民主革命时期党开展作风建设留下的思想财富值得认真汲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党的作风纯洁问题。     

论当前中国行政文化的二重性

当前中国行政文化在传统行政文化和国外先进行政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显现出独有的二重性特征。一方面,行政伦理化、人治色彩、“官本位”意识和重形式而轻效率构成我国行政文化的传统特征;另一方面,法治观念、民主观念、服务观念及效率观念构成我国行政文化的现代特征。     

“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的重新反思

“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是人性问题上纠缠不清、争论不休的古老话题。历史上,“共同人性”曾经遭到“性三品”论和“阶级人性”论的冲击和批判,当下又遭到非本质主义哲学的解构,似乎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其实矛盾百出,遗患甚多。重新盘点、比较、甄别和反思中外思想史上关于“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论述的得失,清除差等人性论,肯定共同人性论,不仅在当下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拨乱反正意义,而且对于自觉认识和把握普遍人性,顺应人性制定政策方针、实现国泰民安,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