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教师激励机制研究

高等职业教育只有实现其培养目标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而教师是达成目标的重要环节,要实现高职教育质量不断提高的目标,需要对高职教师进行有效激励。高职教师激励机制应该做到:因人而异设计合理的绩效指标,让教师在工作中得到满足;构建团队进步的和谐氛围,为教师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分析

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演进历程中呈现权威主义导向越来越明晰的特征。但是作为一种过渡形态并存在固有缺陷的政治安排,权威主义在俄罗斯的出现必然会带来一个相关性问题——政治合法性问题。政治合法性实际上就是公众对于政治统治的认同,它对政治权力体系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结合政治合法性的相关理论来阐释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人文关怀

江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 :“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 ,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的新贡献。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做方方面面的工作 ,是一个系统工程 ,而重视人文关怀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因为每个人在希望得到应有的物质利益的同时 ,最渴望体现的最高层次的追求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这就为企业加强思想工作 ,调动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提供了广阔空间。然而长期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这项工作在企业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在企业的改革发展面临许…     

社区大学引导下的福建乡村社会管理创新

该文分析了福建以社区大学为引导,创新乡村社会管理的几个成功模式,提出中国乡村重建的核心目标是在发掘乡村“在地化”的“民间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城乡互助、互动的教育、经济体系。为此,该文呼吁政府部门不断创造宽松的行政环境,扶持社区大学,推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发展管理过程,建设和谐和文明乡村。     

诉讼调解制度的反思与展望——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背景

诉讼调解制度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彻底解决纠纷具有裁判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诉讼调解以其便捷、高效等优势,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现行诉讼调解制度还存在“强制调解”、“案结事未了”等一些问题,影响了其效力的发挥,应对诉讼调解有正确的认识,并在程序设计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临摹作品的规制模式及立法设计

临摹不是复制;临摹作品具有独创性。但英美和德法等国家对临摹成果采用演绎作品的规制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用以激励创新为宗旨的演绎模式来规制以尊崇复古为圭臬的临摹作品不合理。基于临摹的社会公共利益考量,可以将临摹设定为著作权法的一种例外。一定条件限定下的临摹能够通过《伯尔尼公约》的三步测试法。对临摹作品的适度侵权豁免,不仅可以发挥临摹的积极社会功能,而且也符合现代著作权法寻求在创作者与作品利用者之间达成利益平衡的基本原理。因此,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可以将临摹设定为一种例外,但应对临摹作品的利用进行一定限制。     

政治亚文化在村庄治理中的积极功能

村庄是我国最基本的自治单元之一,村庄的政治文化包含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农村传统文化及西方外来资本主义文化的某些内容,后面两种构成村庄政治亚文化主要组成部分。从功能主义视角看,政治亚文化在村庄治理中的积极功能集中体现在表达机制、激发机制与协商机制上。因此,要充分发挥政治亚文化的积极功能作用,使之成为推进村庄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徽人文讲坛品牌打造的实践与推广

为了更好地将人文社科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肩负起时代使命,安徽人文讲坛在实践中找方向,在探索中谋发展。为此,把握安徽人文讲坛在其品牌打造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角色定位,剖析讲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办好安徽人文讲坛的几点建议。     

论中国古典政法传统

古典政法传统是秦汉以来中国政治法律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治理实践。"政""法"关系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思考治国问题的重大主题,产生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理论认识。广义上的"政""法"关系,表现为政必有法、为政以法、法依政行、政法同构、政法互动。狭义上的"政""法"关系,即"政""刑"关系,表现为政刑一体、政主刑辅、政先刑后、政刑互补。历经长期的演进,古典政法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政法场域、太平盛世的政法理想、统分结合的权力构架、互动互塑的政社关系、综合施治的治理模式、奉法循理的官吏队伍等基本样态。古典政法传统蕴含的民为邦本、天下太平、变法图强、综合为治、防患未然、情理法融合等思想值得今人借鉴。     

Retrospection and perspective of foreign investment legislation in China (1979�C2009)

Thirty years have passed for foreign investment legisl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first foreign investment law in 1979.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30 years under the China’s reform and open policy have benefited from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to a large extent as the result of foreign investment legislation and its change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 retrospec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legislation in China since 1979,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n the features and motives of changes in such legislation, and makes conclusions on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the legislation, which will be conducive to further improveme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legislation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