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监督制度及其完善——《监督法》草案有关宪法监督制度缺位之思考

2002年8月底首次提交人大审议的<监督法>草案,标志着人大对"一府两院"监督的法制化和规范化,但其仍然还有许多议题未获得明确和解决;其中宪法监督制度的缺位就是一大遗憾.建立宪法监督机构本应是<监督法>的首要解决问题,如果监督法回避这个问题,就不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为,如果在人大内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就会出现一个理论上的矛盾,当权力机关自身违宪,这个委员会该怎么处理.按照现行宪法的规.定,专门委员会不能对权力机关实施监督,也不能对违宪问题作出处理.同时,如果在全国人大之外或之上设立这样的机构,显然有违现行体制,原因在于人大本身就是负责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怎么可能在其之上或之外再设立一个机关?笔者以为,宜在我国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与人大常委并列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实施宪法监督职能;在三者职权划分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仅负责宪法的制定、修改与废除以及其他立法之外的职能,其他立法职能委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执行;全国人大宪法监督委员会负责实施宪法监督.     

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中累犯适用的评析——兼论从重处罚的基本原则

刑法中对于累犯在量刑时的规定是一种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而有关司法解释却将盗窃中的累犯与"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的情节相结合,升格为更为严格的情节加重犯,从而适用更重的法定刑幅度,本人对此规定的合理性进行了研究和评析.     

云南回族教育的传统与走向

回族教育从回族形成时即开始.云南回族教育与其他地区的回族教育一样,走过了家庭教育、经堂教育到国民教育的发展过程,但是这三个过程又从来没有因为后者的出现而摒弃前一种教育形式,而是三种教育并存,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所占的比重和教育的主要内容不同而已.当代云南回族的教育,有其先进和发展迅速的一面,也有着观念和行动上落后的弊端.回族教育要与时代合拍,只有进行创新和改革,才能培养出高层次的人才.     

浅议新世纪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

新世纪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探索的课题是师德建设为前提,"二课"教育"三观"建设为根本,环境氛围、社会配合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的研究

根据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ＰＲＲＳＶ）美洲型标准毒株（ＡＴＣＣＶＲ－２３３２）的ＯＲＦ６及部分ＯＲＦ７的序列,设计合成了一对引物２６３７４ＰＳ／２６３７５ＰＲ,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技术对６株ＰＲＲＳＶ北京分离株进行了检测。结果该引物对６株病毒均能扩增出与预期大小相符的ＲＴＰＣＲ产物,并与ＡＴＣＣＶＲ２３３２株扩增产物的大小相当,而欧洲型标准毒株（ＬＶ株）未获扩增片段。进一步用限制性内切酶进行酶切分析,发现这６株病毒及ＡＴＣＣＶＲ－２３３２的ＰＣＲ产物皆出现相同的限制性酶切图谱,证实６株病毒均为ＰＲＲＳＶ。     

基层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杭州市为实证分析

非诉行政执行是具体行为强制执行的主要方式,以杭州市为实证,从该市非诉行政执行在行政强制执行和法院执行案件中所占的比重,分析其所面临的影响行政效率、客观妨碍具体行政行为执行、固有的程序缺陷影响非诉行政执行结果、法院执行难及拒受部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行政机关干预法院执行等问题,提出立法由法院委托行政机关代为执行或由行政机关协助法院执行、建立代整治机制等对策与建议,以积极稳妥地解决好此问题。     

试论相对不起诉及其不当性

随着相对不起诉制度于1996年在我国的确立,免予起诉制度在运行了十七年之后终被废止。该制度旨在追求司法效率,但却以牺牲司法公正为代价,不仅表现在对被害人与被不起诉人之间的保护失衡,而且存在着损害二者合法权益的隐患,甚至对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公信力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减损。鉴于此,该制度的完善或存废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刻反思。     

道德智慧的培养:高校德育的着力点

道德智慧的培养是高校德育的着力点。当前高校德育内容偏虚,道德体验与道德实践不足,导致学生难以生成与发展道德智慧。培养大学生的道德智慧,需要重新定位高校德育目标,树立“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德育观,优化德育内容,注重道德体验,强化道德实践。     

防止利益冲突与预防腐败犯罪

本文借鉴西方防止利益冲突法的相关理论,指出当前我国较为普遍的利益冲突是造成腐败犯罪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进而分析了造成我国利益冲突现象严重的原因,提出以法律手段和制度途径防止利益冲突,是预防腐败犯罪,完善当前我国廉政立法的重要环节。     

中国法文化传统与现代法治

中国传统社会未将自由与权利概念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人无自由与权利。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在整体上应当被改造、被置换,但并不意味着古人积累的技术智慧与程序艺术不可被承继,更不意味着支撑法文化传统的基于人性又反映中国文化特质的原则可以被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仍然是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