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议程问题

中国政治所处的历史语境决定了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议程不同于看上去很发达的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比较研究是为了加强本国的制度建设,而美国政治学的比较研究则主要是为了向别国推广自己的制度。中国自己的语境决定了,比较政治学应该聚焦于比较政治发展道路、国家建设或政治发展的次序、治理危机和治理质量等四个在历史逻辑上相互关联的重大议程。     

当代大学生经典阅读的问卷调查报告--基于2936份调查问卷的分析与研究

经典著作以其深邃的思想和强烈的震撼力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注定其可以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之一。当代大学生崇尚经典，对经典著作心存敬畏．但其阅读经典的实际情况又令人堪忧。要改变这种尴尬，需要社会、学校、教师、学生多方联动，形成合力。     

著作财产权客体结构中的使用行为——审视著作权法权利作用“焦点”的一个阐释进路

知识产权客体是一种多重构造体系,除涵盖知识产权处分客体(知识产权利益)以外,还存在知识产权支配客体(使用行为)与行为客体(抽象物)之分。就著作财产权而言,权利作用"焦点"的行为客体路径更多制造的是表述模糊的历史性概念,在权利边界的设定方式上难以限定,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著作财产权的权利作用"焦点"困境。著作财产权的支配权能并非指向独占之作品,而是限制他人对作品的某些使用行为。支配客体(使用行为)路径始终贯穿于著作财产权的权利作用"焦点"思路当中。在反思著作财产权的支配客体,对使用行为进行定性与价值判断时,应避免时下"合理使用"原则、"三步检验法"传统规则的价值偏向与闭合趋势。使用行为的"商业性"和"公开性"(即"公"、"私"区分)作为"合理使用"原则、"三步检验法"等使用行为定性及价值判断基准仍具有重要的补充和参考作用。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的股东权利限制研究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股东权利限制是危机时期社会规制的需要,规制的原因包括维护金融稳定、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维护存款者的市场信心和预防股东道德风险发生。但股东权利保护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这就在"限制"与"保护"之间形成矛盾,这是银行生存的不同时期,股东行使权利正当性基础的差别造成的。因此,分析银行运行不同时期股东权行使的正当性基础,是论证银行危机处置期股东权利限制必要性的基础,同时,股东权利的限制必然影响到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主体间的权利结构平衡,故从法律规制和银行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两个方面对"矛盾"的协调提出完善的建议。     

泰国府名的历史文化内涵

泰国府名反映了其隐藏的文化内涵。从语言学角度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泰国地名具有下列特点:深受梵印文化的影响,国王在国民中的地位无尚崇高,城邦历史悠久,南北文化各异。     

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法治思考

加强高校教师师德建设,对于提高教师德行素养,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以法治德,对于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应该作为指导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方针。在以法治德方针的指引下,着力提高教师队伍的道德素质和法制素质,是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基本任务。采取自律与他律并重,以自律为主、他律为辅的工作方式,将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路径

互联网金融对金融风险结构的创新,在缔造以金融消费者为中心的竞争型融资市场的同时,也让金融消费者在金融风险分散与利用中首当其冲。符合市场理性、回归金融本质的交易结构变革,引发了实现金融消费者风险吸收能力与金融资产风险匹配的金融风险规制路径。金融消费者保护对我国互联网金融之风险暴露、风险分散和鼓励竞争的新型风险规制范式的作用机制,亦折射并检验了依循法律规则的金融消费者风险吸收能力是否合乎投融资便利和公正价格形成的理性,这也成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之风险规制进路的逻辑中枢,并有利于实现形成公正价格的金融法目标。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利用——以闽江口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为例

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有别于传统的以房地产推动的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传统村落要可持续发展,不仅需保护好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要让文化遗产保护与改善村民生活环境、提高就业收入相结合。政府应负起公共文化服务责任,加大资金投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供给,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和知识分子参与,通过发展文化旅游业、社区营造等手段,使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在内的传统村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充分利用和传承延续。     

领导干部要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

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开展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势所在。为了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宏伟目标,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努力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     

“十二五”规划与澳门产业政策对接的法治思考

国家规划从原先不将港澳经济社会发展纳入其中,到对港澳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定位作出原则性规定,反映了“一国两制”实践的深化.“十二五”规划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这是“一国”层面上的筹划;但就“两制”而言,中央与澳门并不存在直接的监管与被监管关系,所以国家规划在澳门特区无法直接转化为细则性的政策法规或措施.“十二五”规划在澳门的落实,有赖于澳门与国家在政治上的契合,在此基础上澳门特区政府的能动施政,与内地地方和中央部委的协商、合作,以及中央政府必要时的统筹协调.为此也需要澳门特区政府积极引导,通过各方互动在澳门夯实相关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