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源流”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和正确运用<资本论>理论的"硬核",继承和发展了<资本论>的一般经济原理和规律,拓展了<资本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基于“两型社会”改革试点的高校作用刍议

"两型社会"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旨在开拓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方式,打造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形态.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改革试点要把教育作为重要的依靠力量,并且作为重要的建设目标和战略重点来抓.只有切实有效地发挥高校"思想库"、"人才库"和"科技库"的作用,引领"两型社会"观念的转变,培养"两型社会"所需的预期人才,服务"两型社会"产业的发展,才能够避免走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老路,并率先探索出有全国示范意义和借鉴价值的新机制新体制.     

评"灌输论"的学术论争

当前,国内学界在"灌输论"的首倡者、精神实质、当代价值、 "灌输"是否具有强制性、西方德育界对"灌输"的态度等问题上看法不一,存在诸多争论.对待这些问题及相关争论.必须逐一细致地予以分析,坚持历史方法与辩证方法、文献研究与现实关注、理论继承与实践创新的统一,努力做到"四个分清".     

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北京市公民的政治价值观报告

就政治价值观的现代程度而言,北京市公民已经做好了接受现代民主政治模式的准备.而且,在北京市公民的政治价值观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了明显的转型,即现代公民意识逐渐显现.在北京市公民的政治价值观中,传统与现代意识正在进行着一场交接,而现代的公民意识已经占据了上风.     

改革与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战斗力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给基层党务工作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挑战.大连的基层党务工作者结合我市的实际,进行了不懈求索,科学构建了新形势下涵盖社会6大领域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并使其不断深化和完善,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     

支付宝诈骗模式及其防范策略

利用网络交易支付工具支付宝进行诈骗的现象时有发生.支付宝诈骗,80%的案件是卖方利用各种手段欺骗消费者,让买家受骗上当,20%的案件则是买方利用支付宝骗取商家货物、钱款.这些诈骗行为严重扰乱了网络交易秩序.使用支付宝进行交易,买方要多方面了解产品信息和商家信用度,买卖双方要严格按照支付宝交易程序操作,保存好交易单据凭证,仔细核实网址以防钓鱼网站,防范支付宝诈骗.     

绩效视域下的党内民主制度化成本研究

党内民主制度化的发展和实现本身需要各种成本投入,讲求成本投入的过程就是科学处理党内民主制度化成本-效益关系的过程,也是追求绩效的过程.作为党建领域的新范畴,党内民主制度化成本具有边界模糊性、一定递延性、趋向最大性和产出不确定性等特点.现阶段,党内民主制度化成本的投入过程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要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不断开发和利用新的资源,有效控制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寻求党内民主制度化成本投入绩效最大化的路径.     

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的对策研究——以吉林省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状况为例

教师职业认同是当前教育领域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以吉林省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为研究对象,分析体育教师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即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学生及家长的满意度、学校对于教师的评价、职业与事业的理解.就改善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进行的相应的对策,发现通过加强高校管理体制的人文化创新与高校管理体制的人文化创新的建设,能够从外因的改变促进体育教师内因的变化,进而有效的改善体育教师职业认同的现状.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兴起、演进与启示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自1996年正式形成以来,已历经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2004年的《东盟促进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和2010年的《东盟宪章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三次变化。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因在于东盟区域一体化目标的推动以及“东盟方式”固有的制度缺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动因在于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缺乏操作性以及“规则导向”型争端解决机制在全球范围的兴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三次变革可在争端解决机制的价值走向、模式选择及修正时机上给中国构建区域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