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制度防治腐败

制度不完善是产生腐败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反腐败要通过完善制度来防治.通过较高的薪水、透明的政务、有效的监督、严厉的法制来约束、遏制腐败.     

试论比例原则对我国警察权的控制

被誉为西方国家公法领域中"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起源于德国警察法,包含了适当性、必要性、相称性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它们对行政权的运作具有极强的监督与控制作用.比例原则适用领域的拓宽,并不意味着它在警察法中地位的消减,也不意味着它对警察权控制功能的削弱.面对警察权力必须广泛存在而又不能不加以有效控制的两难选择,为了保障人权,彰显法治,寻求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理性平衡,应当引进并确立比例原则作为我国警察法的基本原则,从而实现对警察权的有效控制.     

论政党法治建设的价值意义

政党法治包含民主与法制、权利与义务等丰富的制度意蕴 ;融汇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依法执政等诸多的价值取向 ;涉及政党法治的主体、客体、目标、原则、依据、形态及其与法治国家的关系等若干内容 ;涵盖全部政党生活的各个方面 ;贯穿政党自身事务管理和领导·执政整个政党行为全过程。加强政党法治建设是发展政党民主的需要 ;是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需要 ;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 ;是坚持依法执政的需要。     

遮蔽与敞亮的心灵画幅——伊蕾诗歌现象批评

伊蕾是当代文学史上诗歌新生代时期的一位独特的女诗人,她的作品是一个时代的心灵缩影,其诗歌意识及艺术表现形式都值得人们予以应有的关注.     

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西移的构想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对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根据这一理论及中国的特殊国情--地域辽阔、区域层次复杂,设想把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西移,并从现实条件以及战略意义方面论证"西移"的构想是可行的,而且它对东南沿海和西部地区来说都存在"双赢".     

论开放社会中行政参与的合理界限

行政参与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开放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下,行政参与的普及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而这种广泛的行政参与并非毫无节制的,无论是参与主体的资格还是行政参与的适用领域均需明确与合理限制。只有正确把握行政参与的合理界限,才能更好地实现政府依法行政。     

法治指数的建构逻辑:世界法治指数分析及其借鉴

中国法治评估过于强调指标,忽视了指数建构的整体逻辑.法治指数是对法治理念的指数化塑造,首先要对法治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界定,形成一套具有完备性、单项性、互斥性和互换性的指标体系.指标的量化需要面向专家和公众收集数据、科学处理缺失值和异常值、配置合理的权重和计算规则,最终结果的信度、效度、协调性和稳健性需要进行审查.中国法治指数的构造严重欠缺概念化;指标体系的完备性和互斥性均不足,不具有单项性,互换性也很弱;评估主体和权重设置均有争议.未来需要明确法治的概念含义,区分不同的评估类型,根据指标体系的属性修改各个指标,重新设置评估主体和权重,对指数结果进行统计审查.     

组织公民行为的道德审视

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一种积极的角色外行为对组织内部环境有建设性作用的同时也会对组织管理产生一定消极影响,但是把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失当管理所带来的后果归咎为这种角色外行为的消极影响有失偏颇。管理活动一旦背离组织公民行为内在的道德性,势必会诱发管理困境和成员的消极角色外行为,产生道德摩擦。因之,本文从潜在的道德困境这一角度审视组织公民行为的消极影响,侧重从成员的心理动机和组织反馈进行归因分析,期待通过人力资源管理途径来改善组织公民行为的道德处境。     

印度尼西亚银行业:现状、障碍性因素和发展趋势

印度尼西亚在独立前是荷兰的殖民地,该国银行业起步较其他东盟国家晚且发展不充分,其国内种族、宗教、自然灾害和恐怖主义等不安定因素长期困扰经济运行,使银行业发展失去稳定的经济支撑。本文分析印度尼西亚银行业的现状和障碍性因素,并展望其银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潜在风险的多元化趋势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在国际社会和相关大国的协助下实现了无核化,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成功解决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当以军事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问题大大缓解后,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突出地呈现在各国政府面前。中亚地缘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生成的跨国性和地区性,仅凭个别国家能力很难有效治理。而中亚各民族国家曲折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错综复杂的关系,制约着地区各国建立起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致使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发酵、升温。这一趋势如仍不能引起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势必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重要隐患。独立25年来,中亚各国高度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蔓延的危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联合行动,"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得到有效治理。但存在于各国高度关注之外的民族关系、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等"非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仍然不断积累,并正在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