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瑟兰的不同交往理论与我国青少年犯罪控制

"不同交往理论"是美国著名犯罪学家萨瑟兰解释犯罪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它在美国犯罪学研究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一理论的9个命题出发,可以分析这一理论的积极意义及其困境,由此可以得到对我国青少年犯罪控制的有益启示。     

法律、民生与民间规则——兼论两岸交流制度中民间规则的作用

法律是社会交往和社会需要的产物,因之,法律也是主体交往中日常生活的公共产品。它不仅作用于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法律作为正式制度,还缔造着人们的制度生活。但法律的规定并不是完全自足的,一方面,需要关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民间规则的作用,另一方面,当法律规定有所遗漏,或者法律规定对公民的日常生活不能调整、规范时,民间规则对救济法律的不足,就可能会派上用场。甚至即使法律对相关社会关系有所规定,在实践中也免不了法律和民间规范相互交叠地发挥作用。基于这种认识,在两岸有关民生的交流中,应当把民间规则纳入保障两岸民生、促进两岸往来的重要社会因素中。     

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与公共利益研究

一般认为著作权法是私法,以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为归依.然而,随着网络时代著作权人专有权的不断扩张,作为限制著作权人权利的合理使用制度越来受到重视.一方面,合理使用制度保障了公众对作品的接近、增进了知识和学习、促进了民主文化;另一方面,公共利益又是判定某一使用作品的行为是否为合理使用的重要指标.从公共利益视角审视合理使用制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检察监督与政府权力

权力需要监督,否则就有可能变为暴力.这是一个政治学或者法学的常识,对于政府权力而言,也不能例外.因此,我国宪法奠定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有权行使法律监督权.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法律关系的定位,经历了一段长时问的沿革过程.从借鉴前苏联的一般监督权,到对其废除,确实有其历史和现实必然性.检察监督权存在与否及其内容和范围如何,也是与现实的要求分不开的,在我国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革,对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进行合理调整和适用,以适应对不断膨胀的政府权力监督的要求,巳经成为必要.＃     

实时RT-PCR检测大鼠死后管家基因mRNA的时序性降解

目的研究实时荧光定量RT—PCR方法检测死亡大鼠管家基因mRNA时序性降解的可行性,为死亡时间（Dostmortem interval,PMI）推断寻找新的研究手段。方法应用SYBR Green Ⅰ实时荧光定量RT—PCR技术．检测死后不同时间大鼠脑和脾中管家基因GAPDHmRNA及β—actinmRNA的水平,结果用循环阈值（简称Ct值）表示,分析死后经过时间与Ct值的线性关系,并建立死亡时间推断回归方程。结果GAPDH mRNA和β—actinmRNA的Ct值均与PMI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结论SYBR GreenⅠ实时荧光定量RT—PCR在定量分析mRNA降解的研究中是一个较理想的技术手段。选用管家基因作为PMI推断的研究对象,可在法医检案中消除其他基因因为个体差异带来的误差,更具实用性。Ct值作为动态监测机体死后不同时间点的客观指标．与死后不同时间点的线性关系良好,推断死后经过时间尤其是晚期死亡时间较为理想。     

清末检察官回避制度探究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颁行《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正式确立了检察制度。为了保证检察厅能公正执法,清政府于宣统二年（1910年）颁行《法官分发章程》,制定了检察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不再坚持本省本管籍回避之旧制。尽管《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未能以法律的形式正式颁行,但其规定了较为完备的诉讼履职过程中的检察官回避制度,比较科学地设置了检察官回避的法定事由。     

高速公路限速问题研究——科学设置限速标志 创和谐高效高速公路

目前国内对于高速公路限速尚无系统的规定,高速公路上基本以设计速度作为限制速度,这存在着极大的弊端。而合理的限速值不仅能够平衡速度与安全的关系,也能提高道路的运输效率。本文从高速公路限速原则、限速值的考虑因数及具体实施限速方案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这对进一步制定合理的高速公路限速对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缺失与构建

亲属拒证权作为拒证权制度的一种,是亲属关系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法律人文关怀、诉讼利益权衡、公民权利彰显的内在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应确立亲属拒证权制度,明确规定亲属拒证权的主体范围、拒证事项及其例外情况,并将告知申请程序、审核程序、救济程序、放弃权利程序作为程序设计予以构建。     

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思考

人民监督员制度在运行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律依据不足,人民监督员选任程序存在瑕疵,案件监督的范围有待调整就是典型例子。针对这些问题,应该推动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化,继续优化选任程序,重新调整案件监督范围。     

刑事和解“反悔”行为的认定与处理——兼议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标准

刑事和解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协议后反悔的情况,此时如何发现当事人达成和解的真实意思表示,成为司法机关具体认定原有刑事和解协议效力及其履行行为的关键,由此延伸出司法机关审查刑事和解协议的一般标准,具体包括加害人与被害人对和解的后果是否"明知"、对事实的认知是否同一、加害人是否作有罪答辩并真诚悔过、协议的达成是否基于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自愿、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是否体现加害人的悔罪意思、和解协议是否注意关注了被害人的精神需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