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县级政府职能转变

新农村建设对县级政府而言是一场新的革命,它要求县级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实现从领导传统农业向领导现代农业、从单一型管理向综合型管理、从注重管制向注重公共服务、从全能主义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变;县级政府职能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突出表现在重行政控制、轻公共治理,重权力,轻责任,重管理、轻服务,重经济指标、轻人文指标。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县级政府职能转变一方面要走出职能定位的新误区,另一方面要把握职能转变的重点,构建民主政府、服务型政府、改革型政府、实绩型政府。     

缄默知识视野中的道德教育

我国历来重视道德教育,但道德教育实效性低下也是我们目前无法回避的事实。造成德育实效性不高的内在原因很多,但忽视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中存在大量的缄默知识,忽视缄默知识在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中存在积极和消极作用。缄默知识理论对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是:重视实践教学,推行缄默教育,重视社会教育,倡导终身道德教育观念。     

FN－Ⅲcs在皮肤切创中的表达与损伤时间关系

目的研究纤维连接蛋白可变剪接片段Ⅲcs在不同损伤时间皮肤中的表达,为早期损伤时间的判定指标提供实验依据.方法DIG标记反意RNA探针,以原位杂交的方法检测大鼠和人体皮肤在损伤早期FNⅢcs表达的变化.结果(1)人体及大鼠皮肤损伤后30min皮肤网状层的毛囊、皮脂腺、血管内皮层中表达FNⅢcs的阳性细胞数开始增多,至伤后6h达到高峰,以后又逐渐减少.(2)人体皮肤FNⅢcs表达的部位与大鼠有明显的差异.结论FNⅢcs的原位检测可望成为判断早期损伤时间的有用指标;为FNⅢcs在创伤修复中的合成方式、部位和作用的研究提供了实验基础.     

外资企业工会化问题的思考和分析--以跨国公司工会风波为案例

我国法律在外资企业职工建立工会的问题上,还存在自愿性与强制性间纠缠不清与未明确工人建会意愿表达程序等深层次问题.文章以2004年末发生的跨国公司工会风波为案例进行分析,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劳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是外资企业工会化困局的深层原因.要破解外企工会化困局,就要让职工与外企都看到建会的好处,掌握帮助建会的火候,发动工人自觉进行工会运动,完善立法并严格执法,改变政府政策制定方向,争取工会在财政及人事上独立.     

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的完善

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对保障和实现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规定得过于简单,在具体运用时必然造成执法机关无法可依,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不能得到真正保障。构建我国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应当明确告知义务包含的主体、履行方式、范围、内容、时间及其附随义务等基本要素。并根据联合国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及域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先进做法,完善我国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贵州黔东南州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心理健康测查表(PHI)对黔东南地区凯里学院513名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测试,结果表明:黔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从总体上有较大问题,心理问题的检出率较高,男生和女生均出现比较一致的情况;性别因素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不大,男女生没有显著差异。引起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个人的因素,也有社会、学校和家庭以及民族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建议民族地区高校应重视和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     

长株潭三市机构养老服务发展探析

长株潭三市随着老龄化的日趋严峻,社会对机构养老的需求也必将越来越大,为探索三市机构养老的发展态势,本文在需求分析、供给分析、特征分析、财力分析、瓶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三市机构养老的对策。     

女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研究

主流话语虽然关注女大学生的被歧视状况,但女大学生自己发出声音的却很少。本文通过对女大学生群体进行访谈发现,性别歧视在女大学生的求职过程中是一种弥散的、无所不在的状态,而女大学生常常不会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性别歧视、重建自我,而多以沉默接受歧视,其重建的自我是“第二性”的。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加强女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同时,细化法律条文,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让歧视者为其行为付出代价。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及监督制约机制

通过探析检察机关拥有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之合理性,分析对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进行监督制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找出监督制约的重点与难点,尝试建立起以制约机制为主、以监督机制为辅的监督制约机制。这对于确保检察机关侦查活动的合理性、公正性,维护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将大有裨益。     

THE STATE SOCIALIST WELFARE SYSTE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HOUSING REFORM IN URBAN CHINA

This aticle analyses China's housing reform against the background that a new housing policy has been implemented since 1988. The crucial point of the 1998 housing policy package is to stop the allocation system of state‐subsidized public housing. By changing this rule of the game, a major institutional obstacle to housing reform will be removed, and some unfeasible policy measures become feasible within the new institutional con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