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层次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技术性构建——基于现代证明科学进路的探索

现代法治社会对案件事实进行精确认定以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无辜这一双重目标的需求,以及出于对事实裁判者的主观规制与提高证明标准可操作适用性之考量,使得第三层次有罪判决证明标准之构建成为迫切必要.现代证明科学的兴起与发展,为构建第三层次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与路径.基于证明科学进路,通过探寻并确立庭审证据分析与证据评价之科学有效方法和规则,能够找到满足证据分析与证据评价的科学且精细化之指标,运用这些指标最终能够塑造出第三层次有罪判决证明标准这样一个"动态模具".该标准在性质上属于或然性标准,具体包含四项科学且精细化的指标.裁判者通过运用有效的方法能够合理判断庭审证明是否符合这四项指标,并据此获得精确且正当可接受的裁判事实.     

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管与政府改革

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管在经济学中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政府不仅要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监管,而且还应当加强自身的体制改革,以确保监管公正、有效。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监管应遵守监管有据,监管适度,监管有力,监管有序的原则。     

桥海时代象山道路交通管理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之策

宁波象山港大桥建成通车后,必将带来象山县交通状况和交通管理的深刻变革。要发挥综合机构功能,优化道路交通组织,改善静态交通现状,提高科技管理水平,注重交通文明养成,不断优化警力配置,为交通管理发展提供保障。     

统战特色应用研究——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工作理念浅析

科研理念是科研技术人员在通过科研的实践或对科研的理解,逐步形成的对科研认识的价值取向.科学、正确的科研理念是指导科研的精神动力,是科研实践的前提,是形成正确科研方法的必要条件.社院科研理念就是指社院从事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训工作的教学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社院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部门,承担着"统一战...     

台湾地区《公害纠纷处理法》的评析及其启示

行政处理是环境纠纷解决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然而目前中国大陆之相关立法却并不完善,这使得环境纠纷的行政解决途径得不到有效的制度性保障。为更有效解决日益增多的环境纠纷,使受害人能够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需要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环境纠纷行政处理之立法与实践经验来完善大陆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台湾地区《公害纠纷处理法》为大陆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刑事证据制度发展中的阶段性进步——刑事证据两个规定评析

刑事证据两个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的重点与难点予以规范,初步确立了现代刑事证据法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规则,标示着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取得了阶段性进步。但是,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在两个规定中．对于正当法律程序、直接言词原则的体现并不充分;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未能强调“任意性”标准,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排除;而对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采取宽容态度,不利于对公民财产权、隐私权的保护;大量的关于瑕疵证据可以进行补正和解释的规定,大大降低了刑事证据的可采性标准。目前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具体的制度规范,积极改善司法环境,促进两个规定的贯彻实施．推动我国刑事法治向前发展。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与对策分析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铜仁地区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尤为突出,在对表现形式和成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宪政文化与中国宪政模式的建设

民主宪政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尽管宪政的文化基础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但各国宪政模式的选择与确立无不建基于各国的本土文化传统之上.回顾百年中国宪政史,自晚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来到1982年的宪法颁布,中国前后有十几部宪法,但这十几部宪法包括最近这部宪法都没有得到实施.然迄今宪政始终却未能在中华大地上实现.究其两者的原因,固有多端,然宪政文化之缺失乃为其深层次之原因.因此我们在推进当代中国宪政制度建设时,应当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宪政文化,改造传统文化,奠定宪政文化的文化基因;加强宪政理念的宣扬与宪政知识的传播,打造宪政制度实践的民情社会环境;推进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夯实宪政文化的经济基础;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和宪法精神,构建宪政文化的思想基础,以此来构建宪政文化进一步推进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以及作用的发挥.     

基于引力模型的云南与南盟国家贸易关系研究

本文从云南省的角度,收集整理了云南与38个主要贸易国家2000--2010年的基本数据,运用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云南与南盟经贸合作对云南与南盟成员国贸易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云南与南盟经贸合作对双方出口贸易有显著的影响,对双方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有待进一步发展;并通过对比分析预测值与实际贸易值的不同,预测云南与南盟的贸易发展潜力,提出促进云南与南盟贸易的相关政策建议。     

Life in the Chinese hinterlands under the rural economic reforms

Abstract

Some of the poorest peasant households in one of China's inland provinces are being hurt by current government policies toward agriculture. This is the distinct impression obtained during two months of travel and research in Yunnan Province during mid-1988. As consultants to 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roject, 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explore the hill districts of northern Yunnan in a four-wheel drive, free to conduct interviews with grass-roots officials and peasant families. A total of thirteen villages were investigated, selected largely by oursel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