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以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为视角

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能否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的问题,刑法理论上存在着争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结论相反的司法解释。对于《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中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中的"罪",从实质合理的角度看,不应局限于刑法上的"犯罪",应当将其解释为"罪行"。但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即使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行",基于该类主体实施转化型抢劫的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原则、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也不宜承认其可以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     

论公用事业的法律调整:法域归属与理念定位

私权(私法)自治与公权(公法)强制是逻辑统一的理论体系。公用事业的法律调整,应该确立起私权主体在提供公共产品中的本位地位和私权自治理念,以及公权机构在维护公共秩序中的主体价值和公权强制理念。公用事业法律调整的根本意义在于确保公用事业产品的效率供应,由此奠定的公用企业的本位地位决定了法律调整的私法性质。在现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条件下,检讨和完善我国公用事业立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证据保全制度的功能及其扩大化

基于诉讼数量不断增长和现代型诉讼要求先收集证据、后提出事实主张的客观需要,为实现预防诉讼、促进诉讼、集中化审理和多元化解决纠纷之目标,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纷纷对证据保全及类似制度进行了改革,使证据保全制度除保全证据外,又具有了确定事实、开示证据和诉讼外解决纠纷的多种功能。为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保障当事人证据收集权和证明权的实现,我国也必须扩大证据保全制度的机能,一方面增设确定事物状态和经对方当事人同意之证据保全类型,另一方面鼓励当事人在证据保全程序中就与纠纷解决相关的事项达成协议。     

论破产中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在破产中的处置,有不可自由选择和可自由选择两种。不可自由选择的合同的范围,主要是出于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合同当事人的预期而划定,如委托合同、附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和知识产权许可使用合同等。对可自由选择的合同,完善的破产立法一方面应规定选择权,明确其性质,另一方面也应区别不同情形对其做适当的限制,在追求破产财产最大化的同时兼顾合同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在上述各个方面,我国《破产法》均有改进的余地。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乡镇政府改革探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乡镇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促使乡镇政府进行相应的改革以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无论是"半自治论"、 "虚化论"还是"取消论"在目前都不适合乡镇政府改革的实际.笔者认为,对于乡镇政府来说,应在保留的基础上进行体制创新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关于国际秩序调整构建问题的思考

国际秩序正处于调整重构的关键时期。此次调整重构的最大背景,一是全球化深入发展,但同时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二是大国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一批新兴力量崛起;三是各主要力量针对形势的变化,围绕构筑于已有利的“软”环境加紧运筹。     

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与普通行政诉讼在证明责任上存在重要差别,现有的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不足以完全解决其中的问题。其中,认定政府信息属于国家秘密的证明责任,依申请公开中关于申请条件的证明责任,信息不存在的证明责任,以数据电文形式提出申请的证明责任,都需要在现有证明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李大钊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再探讨

五四前后李大钊通过办报办刊、发表论著、组织社团、办学讲课、演讲辩论等方式向中国民众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他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主要涵盖了四方面内容：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正确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如革命的步骤、手段、动力等等;号召学生和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些杰出的思想主张形成了他早年的理论特色。当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理解也存在着一些不准确之处,这种认识偏差是与当时他所处的环境和背景分不开的。李大钊的可贵之处在于其思想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发展,并及时将先进的科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     

浅议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对公安教育训练工作的启示

近年来,国际恐怖组织为了谋求其政治目的,不断加紧活动,频繁制造恐怖事件,给各国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危害。我国面临的反恐怖斗争形势也非常严峻,恐怖袭击已经对我国构成现实威胁。作为肩负反恐主责的公安机关,反恐、防控任务十分艰巨。公安教育训练部门要未雨绸缪,借鉴他人的经验教训,加紧开展反恐训练的前瞻性研究。     

关于改善公安民警执法环境的思考

公安执法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公安机关自身的因素和社会外部众多矛盾的相互作用使得当前公安民警的执法环境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改善公安民警的执法环境除了公安机关自身的努力之外,还必须通过社会各方面的努力,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使公安民警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为公众提供理想的公共安全服务产品方面履行好应尽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