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惩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新时期我国反腐败斗争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罪名。然而从设立至今,它也是备受诘难、争议最多的一个罪名;与世界其它国家类似规定相比,可以看出其主要问题就是法定刑设置过轻。因此,惩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必须置身于全球视野之下,结合特定国情,才能探索出真正发挥其功能的立法模式建构。     

加入WTO与中国审判方式再改革研究

中国审判方式改革已取得一定的成绩 ,但在加入WTO后 ,仍存在很多问题。应对中国审判方式进行再改革 ,使其与WTO的诸多规则相一致。审判方式改革的主要内容 :由行政化的院长、庭长批案走向法官独立审判 ;由宣读书面证词走向证人出庭作证 ;由实体主义走向程序正义与效率的统一 ;由司法神秘走向司法公开     

新冠肺炎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影响 ——兼谈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的新作用

2020年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经济与政治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加速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现代世界体系便开始形成,并在百余年前发展成为全球性体系。这一体系内部始终存在着最为基本的两对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和主权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推动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产生了冲击,加剧了世界经济动能转换以及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将发挥新的作用。     

发挥"侨""海"优势推动毕节试验区实现新发展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参与毕节试验区座谈会和支持毕节试验区建设工作研讨会2009年4月14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同志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同志分别在座谈会上和研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座谈会和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毕节试验区经过20多年建设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了毕节试验区的新征程。本文结合贾庆林同志、杜青林同志和石宗源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阐述了致公党贵州省委要发挥自身"侨"、"海"优势,进一步促进毕节试验区在新的历史起点站实现新发展。     

对违法行为的分类治理研究——从提高违法成本角度分析

我国违法现象易发、多发,违法成本低是重要原因。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和查处概率都对违法成本产生重要影响。设定的处罚标准越高、查处概率越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就越高。处罚标准高低是立法问题,查处概率高低则受执法人员数量、执法频率、执法技术水平、执法意愿等多种因素影响。为了提高违法成本,需根据情况适当提高处罚标准,增加执法人员,改进执法技术,但更重要的是提升执法者的执法意愿。     

先秦儒家视阈下的“人”

儒家的人性观问题,学界多有详细论述,但是人性观念不可避免地割裂了人与社会条件之间的联系,无法真实反映儒家对人的政治考量,也就可能因此误读了儒家对人的认识与规制。从先秦儒家的经典中,寻找其在生理需要、情感偏好、智力水平、价值追求等方面对于人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如何运用政治和法律对人进行规制或许是有益的尝试。     

“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无论是就公共管理的“约束条件”、“治理机制”抑或“行动策略”等而言，皆存在明显的刻意或无意的模糊性；影响到政府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譬如决纂、执行与评估）与维度（譬如环境、制度、组织、机制与主体）。所谓“模糊性治理”（Ambiguous Governing）是指当政府面对困境性的（譬如政策方案不成熟）、可争议性的政策议题，或者为应对价值或伦理上的两难情形，在治理机制、政策工具或行动策略上表现出来的具有“诠释灵活性”、“模棱两可”、“态度暧昧”、“不连贯性”或“不一致性”等特性的公共管理模式。在政府治理实践中，“模糊性治理”是一种惯常的现象；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和考察公共管理的大理论。在法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界曾就“模糊性及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进行过较多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其理论系谱，以建构符合本土实践且同国际学界接轨的模糊性治理理论。     

直面党的十八大有感

党的十八大报告引起的阵阵掌声,体现执著的信任,体现坚定的支持,体现着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共同愿望,体现着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的清醒头脑和旺盛斗志,也体现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指明了中国发展的民主新路,提出要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的基础上,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推进“兴国之魂”的伟大工程指明了航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政策反思——以立法修改背景下的司法解释为例的分析

司法解释的存在应以必要为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立法者应充分利用主客观条件尽可能使法律完善,不应人为制造司法解释存在的制度空间。立法在修改时,应充分吸收既有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经验,有效回应司法的现实需求。近年来,多部法律修改后既有司法解释继续施行、法律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立法前经验制定新司法解释等现象的存在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中,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未能充分而有效地吸收既有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经验。在法律体系初步建成的条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中,应严格限制"法律不宜太细"政策的适用,全面转向以司法为中心,立法在制定和在修改时,应当充分吸收既有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经验,更为有效地回应司法实践中急需解决的各种问题。     

福建省公安“三项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调研报告

当前公安队伍建设中存在种种问题，主要是由于对警察的定位不准确、公安队伍建设欠科学、评价机制有缺陷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当前执法规范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对执法不规范的原因认识模糊；制定出的规定缺乏针对性，实用性差；未能从制度层面着力促进执法规范化等。公安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对公安信息化建设认识模糊；“重硬轻软”、各自为政现象严重等。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对影响警民关系的原因认识不足；把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仅当成一句口号；无法用科学的考评机制引导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