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球突出度测量方法的比较及其法医学意义

目的比较Hertel突眼度计及CT测量两种眼球突出度测量方法的差异,探讨其法医学应用价值。方法选取56例眼部无损伤及疾病的正常人作为正常组,在确定规范的CT影像工作站上测量眼球突出度绝对值,并比较双眼眼球突出度有无差异。选取47例单侧眼眶骨折的伤者,根据两眼有无眼眶骨折,将其分为伤眼组及健眼组,分析Hertel突眼度计及CT测量两种方法测得同一眼眼球突出度绝对值的差异以及同一受检者双眼眼球突出度相对差值的差异。结果 CT法测量正常人双眼间眼球突出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健眼组CT法测得眼球突出度绝对值为(16.66±5.41)mm,Hertel突眼度计测得眼球突出度绝对值为(16.16±4.45)mm,两组测量结果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伤眼组应用两种方法测量的眼球突出度绝对值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种测量方法测得的眼球突出度相对差值在伤眼和健眼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T法与突眼度计法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可以运用于法医学鉴定实践。     

贵州汉族19个STR基因座多态性及法医学应用

目的调查19个常染色体STR基因座在贵州汉族人群中的等位基因分布,评估其在法医学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应用Goldeneye~(TM) DNA身份鉴定系统20A试剂盒,研究贵州520名汉族无关健康个体19个常染色体STR基因座多态性。用310型遗传分析仪进行毛细管电泳,Gene Mapper~ID v3.1进行基因分型。结果 19个常染色体STR基因座的杂合度为0.603 8~0.916 4,个体识别率为0.790 0~0.985 6,非父排除率为0.295 5~0.826 9,多态信息含量为0.553 5~0.908 9,累积个体识别率为1-1.230 0×10~(-22),累积非父排除率为0.999 999 99。贵州汉族和其他五个地域的汉族两两之间等位基因频率比较,仅贵州汉族与山东汉族、辽宁汉族、山西汉族之间存在基因频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D19S433等19个常染色体STR基因座在贵州汉族人群中具有良好的遗传多态性,对群体遗传学和法医物证学研究有应用价值。     

关于加强长春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充分发挥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功能,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加强和改进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扩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长春提供有效的服务和有力的保障.     

论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尽管毛泽东的探索出现一些失误,但我们仍然不能因此否认他的艰苦探索,否定他的探索对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作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继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开辟的。即使是毛泽东晚期犯下了一些严重错误,也为后人总结教训、修正错误、找到出路提供了观照。     

字库在文书检验中应用

机制文书及印章的制作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系统,而其文字形态、细节特征反映了计算机系统的字库种类,间接反映了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排版软件等软件环境以及文书制作过程。因此,通过对计算机字库的系统研究,对由文书上反映的字库特征判断其制作过程、制作软件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它为文书检验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以及方法手段。     

关于受贿罪自首认定中隐瞒“行贿事实”问题的思考

贿赂犯罪存在行贿与受贿的对向性,因此司法机关对受贿犯罪自首的认定上比较混乱。这种混乱出现的原因在于法律对自首本身规定的复杂性,以及检察机关与法院对自首标准的把握尺度不同,主要表现在:是否要求受贿罪自首时供述行贿事实。因此,应当通过合理的刑法解释,打破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利益裙带关系,推动受贿人自首时能主动交代行贿犯罪事实,从而寻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论衡量现场勘查质量的标准

现场勘查是在刑事案件发生以后,侦查人员为了发现侦查线索,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事实,依照法律规定,运用一定的策略方法和技术手段,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等进行勘验、检查,对事主、被害人、知情群众进行的调查访问。文章从法律和事实的角度提出衡量现场勘查质量的标准。前者主要从刑事诉讼法证据理论和现场勘查服务于侦查的角度进行总结阐述;后者主要以刑法的犯罪构成要件为视角进行论述归纳;最后从无罪推定的角度论述提出衡量现场勘查质量标准的现实意义。     

试论房地产公司利用“假按揭”骗取贷款案件的侦防措施

在中国经济体系中房地产市场占有着相当大的部分,随着近几年来房价的一路走高,犯罪分子也将触角伸向了房地产市场这块巨大的蛋糕。要深入剖析房地产公司利用"假按揭"这种手法骗取银行贷款案件发生的原因、产生的危害后果、犯罪过程以及相关的侦防对策。     

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范围之检讨——以《联合国反腐公约》为视角

进入新世纪不久,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应运而生。《公约》体现了国际社会共同的意愿,成为规范和推动世界范围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指南。然而,作为《公约》的缔约国,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财物＂比《公约》规定的贿赂＂不正当好处＂范围要窄得多,这种规定对我国严密刑事法网、顺利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以及践行条约义务,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论犯罪事实的性质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最终确认的犯罪事实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实,主要存在着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的竞争。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的对抗并非两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间的对抗,而是对刑事司法程序中确认的认识论犯罪事实的两种不同定性。法律真实说之所以更为恰当,是因为法律真实说尊重现实,可以为认识论犯罪事实的可谬性找到逻辑上的根据,有利于程序优先司法理念的确定,并且符合司法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