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下商业区消防安全问题的数值模拟

地下商业区是一类典型的建筑形式,同时具有地上商业建筑和地下建筑的特点,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损失,其消防安全性甚为重要.本文选取某典型地下商业区,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其进行消防性能化验证.5个火灾场景的计算结果表明,防火分区L的疏散宽度不足会导致人员疏散不及时,建议采用镂空吊顶提高该分区的集烟能力,增加可用疏散时间,确保发生火灾时所有人员能够及时安全疏散.     

论党的十九大以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战略及实现路径

"有限"、"有效"和"有为"是行政体制改革时间光谱和知识图谱上的三个关键词.党的十九大以来,行政体制改革进入新一轮的变轨与重塑周期,聚焦统筹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锚定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瞄准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时间光标沿着组织体系→职能体系→制度体系→能力体系的主线稳步推进,这不仅是行政资源优化配置与迭代升级的过程,也是行政改革目标体系、战略重点和改革路径重塑与再造的过程.其中,建设"有为政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指明了方向.为此,要以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和"社会有力"相融共进为基本目标,以完善制度体系作为战略路径,以促进"跨界协同"作为战略重点,以深化集成改革作为基本策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提质增效迈上新台阶.     

不同类型地方性法规立法后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地方性法规可区分为“宪法类”、“经济类”、“行政类”、“社会类”等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立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亦应有所差异.每一类型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后评估指标体系都由文本评价子体系和效益评价子体系组成,它们的一级指标内容和数量尽量少作更动,主要调整二级指标的内容和分值来体现不同类型法规评价体系的差异.同时,文本评价和效益评价两个子体系在综合评价中的占比权重也有所不同.     

欧盟刑事一体化的起源与发展

欧洲一体化是在经济一体化基础上渐次开展的政治一体化,外交防务一体化,而刑事一体化则是政治一体化框架下的一项重要内容。以时间为发展脉络,归纳、描述欧洲刑事一体化的提出、发展、创新及逐步完善,并借以评价欧盟刑事一体化为国际刑事合作和区域间刑事合作所提供的范例作用。     

试析入盟以前的越南与东盟关系（1975-1995）

冷战时期,东盟与北越相互敌视。1975年越南统一后,越南与东盟关系出现短暂缓和。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后,双方关系再次呈现对抗状态。冷战结束后,越南与东盟之间关系走向和解。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双方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长期动荡和分裂的东南亚开始走向区域联合自强和一体化方向的新道路。越南与东盟关系的演变,有着复杂的背景因素和各自的利益考虑,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非对称性政党制度视域下的参政党建设

所谓非对称性政党制度,是指一国内不同政党并非是势均力敌,也不是轮流执政,而是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合作,不同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非对称性状态。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可以称之为非对称性政党制度,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制度优势就在于其非对称性。在中国非对称性政党制度中,参政党以其特有的存在方式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就必须加强参政党建设。无论从中国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的的理论逻辑抑或是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来考察,参政党建设都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从大国崛起的角度浅析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日益凸显的今天,民族国家已经很难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处理国家事务,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当今世界,权力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内容,但不容否认的是,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冷战之后,国际社会中各主要行为体开始进行战略调整,国际战略格局面临新的变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须走和平的道路,这是不同于西方的一次艰辛探索。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新中国的外交理念是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思想基础。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中国的发展也能更好地促进世界的整体和平。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要件的反思与重构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要件的认定上,理论界存在着不作为说、持有说以及混合行为说。这三种学说均存在固有的理论缺陷且难以解决现有问题。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视为一种立法推定的犯罪类型,而不像其他犯罪一样具备完整的构成要件内容,并从犯罪的立法推定视角出发,将"说明来源"条款理解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正当化事由,而不是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或许是解决本罪客观要件认定面临现实司法尴尬的一种尝试性通道。     

中国婚姻满意度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调查(CGSS)家庭卷数据,采用社会定量模型,结合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已婚夫妇婚姻满意度的整体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婚姻满意度的整体水平较高,婚姻满意度受个体人口学特征、子女数量、婚前同居经历、双方交流及配偶替代意愿等因素的共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