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连犯理论面临的挑战

<正> 牵连犯理论是刑法犯罪论中罪数形态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主要包括牵连犯的概念、构成要件、与罪数形态其他内容的区别界限及牵连犯的处罚原则等。我国刑法中无牵连犯规定,但在刑法理论中牵连犯理论却占有一席之地。近来,有学者建议在我国修改刑法时增设牵连犯之规定,有的则认为不必发展牵连犯理论,有的甚至主张废止牵连犯提法。事实上,牵连犯理论现正面临种种挑战.笔者拟作如下分析,以供立法参考。     

居民产权效率问题探讨

居民产权的制度安排影响居民在经济活动中的经济行为进而决定居民在国民经济成长中的贡献和效率.居民产权是居民经济活动的基础,居民产权效率过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掣肘.理顺居民与企业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阃的产权关系,可以有效推进居民作为权能主体的明确化和功能化,提高市场经济效率.     

福建新型工业化进程基本评价与新时期战略选择

文章用经济发展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指标对福建工业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得出福建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的结论;并从工业竞争力、科技含量、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三个维度,考量福建区域新型工业化程度,做出了与工业化进程相比,福建省新型工业化水平更高一些的判断,最后对福建“十一五”新型工业化战略任务与总体目标及发展对策提出了相关建议。     

广东冰毒等精神类毒品犯罪的犯罪场域分析

近五年来广东冰毒等新型精神类毒品犯罪发生了新变化,如何解释这一阶段性变化,合理预测广东此类犯罪的发展趋势,进而提出相关对策,其理论与实践意义颇大。借助犯罪场与市场犯罪的理论框架,解读广东经验,无疑会加深我国与此类犯罪作斗争的长期性认识。     

习惯法的刑事司法适用：举证与审查

习惯法之刑事实体机能的挖掘,最终是为其进入刑事司法操作开辟道路。本文的理论意图在于,对习惯法在刑事司法操作中可能面临的具体难题予以探讨。文章着重分析了习惯法的举证与审查问题。对前一问题而言,文章首先剖析了习惯法作为“事实”的性格,由此确立了其作为待证对象的地位。其次,文章结合习惯法在整体犯罪论结构中的不同角色和作用,分而治之地探讨了其举证责任的分配机理。就后一问题而言,文章主要从审查的必要、内容、标准等几个侧面入手,进行了讨论。其中,特别突出了民事上“公序良俗”原则之于习惯法刑事司法审查的重要意义。     

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我国信用体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信用缺失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因信用体系不完善而导致社会不和谐这一现状,从我国传统文化经济制度、法制、产权制度、信用机制等方面分析了信用秩序混乱的原因,并提出了在我国构建信用体系的对策.     

从文化消费看大学生价值取向教育

文化消费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过程。当前,大学生在文化消费方面存在着精神消费与物质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当前大学生的文化消费现状,说明他们的价值取向具有如下特点:自我意识渐强、多元取向日益明显、功利取向愈益突出、政治取向明显弱化等。只有加强思想教育,帮助大学生解决思想上的困惑并同时给予必要的消费文化生活指导,才是标本兼治的有效途径。     

关于以德治国的思考

德治是人类社会用道德控制和评价社会成员行为的一种手段。其主要实现形式有:榜样示范,道德礼仪,教化活动,制定乡规民约和宗族家法,舆论褒贬。德治与人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的德治才是真正的德治。人民是“治国”的主体,要以德治国,就必须以德“育”民,提高人民的“治国”能力,概括为:克明俊德、以民为本、立身惟正、明道善策、举贤任能、教而后刑。官员是社会道德活动的主体之一,以德治国,必须重视以德育官,以增强理论功力、实践能力、人格魅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以法治国,以德固基。     

按共同治理原则构建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

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在单一委托—代理框架内强调股东主权以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人力资本产权理论、利益相关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兴起 ,尤其是 2 0世纪 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恶意收购浪潮和反收购立法运动 ,人们对传统公司治理的经济学逻辑产生怀疑 ,共同治理原则开始孕育并日益为人们所接受。按照共同治理原则 ,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关键是在扬弃股东至上原则的基础上确认共同治理主体 ,建立有效的共同治理机制。     

我国法官制度变革思路之检讨

实现法官制度的现代化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的法官制度改革尚存在一定不足 ,如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法官等级化思维模式及外延性改革思路不利于建设高素质的法官队伍等。今后法官制度变革应该走出传统的思维模式 ,实现法官体制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