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网络辅助教学提高高校教学质量

网络辅助教学的特点和优势,决定了它在教育领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采用网络辅助教学对教师在提供资源、引导学生学习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要努力钻研现代教育技术,提高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学校要制定相应的措施,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创造条件,还应调整相关机构的职能,促成网络辅助教学这一新模式的健康发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专门协商视角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系统化建设研究

在专门协商视角下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需要积极建设系统化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运行机制。运行机制的系统化建设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展现专门协商特性的必然要求,因为它有利于保证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实效性。针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运转过程中面临的诸如协商主体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协商议题指向性和明确性不足、协商意见和建议深度和可行性不足以及协商过程随意性和形式化等问题,必须基于专门协商的严格要求,根据协商前、协商中、协商后三大环节的具体要求探索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系统化建设的现实路径,处理好规范性和激励性的关系,让每个机制在协商环节中扮演恰到好处的功能角色,而不是各自为政,从而使整个协商环节紧密衔接在一起。     

应税事实依据经济实质认定之稽征规则——基于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12条之1的研究

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12条之1课税构成要件之认定及明订举证之责任,将税捐稽征中已实行多年的实质课税原则条文化。当避税安排的法律形式与其经济实质不相符时,稽征机关认定应税事实应以实质经济事实关系及其所生实质经济利益之归属与享有为依据。由量能课税原则导出的实质课税原则,重经济实质甚于法律形式,是实现税捐正义的实质性手段,并不违背税收法定原则。稽征机关实质课税的自由裁量权理应谦抑行使,其以税捐负担的公平分配为原则,以不损害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为底限。稽征机关依据经济实质认定应税事实,应依法承担举证责任,纳税人依法应尽协力义务,否则,稽征机关有权推定应税事实。大陆《税收征管法》亦应增订实质课税原则。     

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剖析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

从2017年开始,国际舆论较为频繁地使用债务陷阱外交描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战略目的。从经济角度衡量,中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条件并不苛刻,且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之前,大量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就已经出现明显增长趋势,并不存在一带一路引发系统性债务陷阱的问题。因此,债务陷阱外交论缺乏经济基础。进而可以发现,东道国及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在债务陷阱外交论产生与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地区环境与国内政治选举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案例研究分析了债务陷阱外交论在典型国家出现、传播与发挥影响的机制。一带一路项目往往与东道国执政者政治捆绑,国内权力更迭导致的国家发展战略变动,为该国政府改变自身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创造了空间,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也显著影响政策变化的幅度。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既要与东道国进行双边互动,充分重视东道国国内不同力量的博弈,也要注意到沿线国家所处地区政治环境对该国能否持续参与一带一路构成制约。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多维的视角进行思考,超越传统的紧盯美国的对外政策模式,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营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之完善——以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

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是实体真实主义的刑事诉讼目的观,所以在程序设计上更多地关注如何利用强制措施控制犯罪,造成了在保障人权方面的许多不足之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应当树立正当法律程序之刑事诉讼目的观,并以此为指导,在立法中遵循程序公正的标准,制定科学的强制措施制度。     

领先者能否保持持久优势——大国变迁的历史分析

领先的大国在技术创新上能否保持持久的技术优势,必须从以“创造性破坏”为特征的内生增长角度考察,并用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的动态变迁的历史过程加以考察分析。历史过程表明,领先者一般可以保持技术上的优势和领先地位,如果被“创造性破坏”,主要原因源于自身活力丧失。这对中国有着直接的启示:必须加强自身创新能力的培养。     

司法鉴定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中的运用

司法鉴定是对案件真实情况进行鉴别和判断并作出鉴定结论的科学认识活动 ,结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 ,司法鉴定在交通肇事案件中依法、公平和客观的处理各类交通肇事和违法案件 ,显得越来越重要和不可替代。     

雇主不当劳动行为的民事救济——基于我国和美国不当劳动行为救济制度之比较

我国《工会法》第52条规定的责令雇主承担不当劳动行为的民事责任,与美国《国家劳资关系法》第10(c)条的规定看起来很相似,相比之下,这一规范在美国劳动法的实践中很有效,在我国却极少被适用,解释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分歧。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创设不当劳动行为救济制度的国家,从《瓦格纳法》规定的雇主不当劳动行为的禁止规范及救济措施,到《塔夫托—哈特莱法》将适用对象扩大到工会和雇员,在雇用自由原则和劳资自治模式的背景下,其演变始终以保护雇员团结权的松紧程度和收放态度为线索。我国《工会法》现正处于第三次修改阶段,适时检讨第52条的解释和适用的障碍,还可以解决其与《劳动合同法》规范的竞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