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及时代意义

我国和平发展战略思想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演进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战略构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和平发展思想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平发展道路肇始于对时代主题的科学的、牢固的把握,内含辩证发展、合作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特质,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辛探索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文明：中国现代化实践之必然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既包含了人类政治实践所积淀的精华,又有时代的先进性与特质。建设好、发展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之必然,是政治体制改革之必然走向,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必需,是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历史趋势。     

委婉话语中的审美意识

在自然语言中,委婉话语作为人际交往的言语中介,反映了主体的审美追求,同时也是人类审美意识的突出体现.文章围绕即兴而却闪烁睿智的委婉话语是否蕴涵美之素质的问题,探讨委婉话语审美研究的哲学渊源.研究发现:委婉话语具有含蓄美、空间美和意境美的审美属性;委婉话语的使用遵循风雅原则、巧妙原则和和谐原则,这不仅出自人类的趋美心理,而且是话语中所蕴含的超越性和契合性特征的审美意识使然.     

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的信息披露监管

我国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面临诸多市场风险，需要有效的市场监督机制。信息披露制度作为有效的市场监管手段，能够规范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完善知识产权效易市场的投融资功能，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     

证据协力义务之比较法分析

证据协力义务是指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及第三人为协助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应尽的公法上义务，其目的在于担保法院能基于证据调查之结果作出正确的裁判。证据协力义务包括证人义务、鉴定义务、当事人受讯问义务、文书提出义务以及勘验协力义务等形态。具有正当事由时，当事人或第三人可以拒绝履行证据协力义务。当事人违反证据协力义务，法院将拟制举证人关于证据的主张或证据所证明之事实的主张为真实。第三人违反证据协力义务，将被法院处以罚款、拘留等间接强制措施。我国现行法关于证据协力义务的设定基本上停留在行为规范层面，缺乏效果规范，不仅影响到法院对证据方法的广为利用，也影响到当事人武器平等原则的贯彻，亟待完善。     

转基因技术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基因工程技术的进步,令我国的植物品种保护体系面临着转基因技术的挑战。本文在研究欧美国家植物品种保护的前提下,分析其对转基因作物保护所采取的对策,并针对我国现有的植物品种保护体系提出相关建议。     

反思刑法“严打“方针维护社会长治久安

近20年来,全国范围内统一组织开展了3次"严打"运动,社会上对"严打"方式和效果都有不同看法.文章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国家根据社会治安情况,在一个时期对犯罪采取严厉的打击方针是有理论和实践根据的.但是,"严打"必须是一贯性的方针,而不能是临时性的措施;应当在法治范围内进行,而不应该冲破法律的限制;同时,对刑罚的功能也应当有个客观正确的评价,国家不能过分依赖刑罚治理社会.     

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实习教学探讨

随着我国旅游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旅游管理本科层次的在校生迅速增加,如何确保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的实习质量,提高实习效果,已成为影响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综合素质的主要因素之一。从社会、学校、旅游相关行业和学生自身四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制约旅游管理本科生实习效果的原因,并对如何提高旅游专业本科生实习效果的途径进行了有益探讨。     

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司法现状再调查与再思考 ——基于我国11984件知识产权侵权司法判例的深度分析

通过再度对我国11984件知识产权侵权案例展开实证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侵权平均判赔额依然较低，“法定赔偿”占绝对多数的状况仍未改变，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践中虽已出现，但适用率极低。然而，并不能仅仅根据平均判赔额就简单地得出“赔偿低”的结论。深度分析发现，批量案件尤其是商业维权案件的大量存在，对相关统计结果的干扰性影响十分显著，知识产权案件审理负担过重等法外因素的影响亦不可忽视。建议限制商业维权诉讼，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明确证据规则和赔偿计算方法；严格“法定赔偿”的适用条件并取消“法定赔偿”限额,同时加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双“帐户”视角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个体诉讼决策研究——以集体林地纠纷诉讼为例

引进“经济学帐户”和“心理帐户”决策原则，以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诉讼案件为例，分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中个体诉讼者的决策依据，并探索是否可以通过改变决策者决策原则以减少诉讼的发生。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个体诉讼决策者以“经济学帐户”作为决策依据，但也存在根据“心理帐户”原则进行决策的决策者。针对后一类决策，理论上可通过说服个体决策者改变其心理帐户设置，从而改变其“诉讼”决策为“和解”从而降低诉讼发生率，但实践中受到纠纷诉讼对象与现有纠纷调处机制的影响，个体纠纷诉讼决策者与经济组织和其他个体间的纠纷存在和解空间，但难以改变与村委会间的纠纷诉讼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