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区别与联系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西方民主理论研究的新转向,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开展了大量有关协商民主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学者所探讨的协商民主与中国政治制度层面的协商民主并非同一对象。本文回顾了西方协商民主与中国协商民主概念提出的过程,认为中西方协商民主在概念内涵、兴起的实践基础、理论地位、协商的制度与形式以及参与主体的平等性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在价值追求与实践功能等方面也有契合之处。针对中国协商民主的现状,提出了推动中国协商民主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政府对公众参与模式的选择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

我国公众参与实践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然而从政府视角对公众参与模式开展类型学划分的研究并不多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可将公众参与模式划分为自主、博弈和外压三种模式。实践中,影响政府对公众参与模式选择的因素包括社会压力、科层规则、领导者品格等。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大背景下,政府要进一步强化对外部压力的预见性,完善规章、规则、制度的明确性、规范性,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公众利益的统一性,从而推动我国公众参与有序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提高调研实效力戒形式主义

正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明确指出:"着力提高调查研究实效。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制定科学精准的应对措施,必须深入调查研究。调研工作要发扬求真务实作风,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上下功夫,力戒搞形式、走过场,不能给基层增加负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然而近年来,一股形式主义调查研究的不良风气却在部分党员领     

政府对公民参与的行为选择研究述评

公民参与日益成为我国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制定的新特征,但政府对于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定也存在复杂的行为选择过程。就目前的文献而言,其关于政府对于公民参与行为选择的研究主要可归结为两种类型,即政府主动发起型与政府被动反应型。政府之所以对公民参与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类型,主要是受社会背景、组织环境和官员特性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推进关于政府对公民参与行为的研究,需系统观察政府组织的内部运作、解释政府行为背后的因果机制并构建一个系统的理论模型或分析框架。     

广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绩效评估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基于投入、产出和效果三种视角,选择若干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与指标,对广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公共服务投入和产出方面,不同地市之间的差距整体呈现缩小态势;在公共服务满意度方面,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有所提高,不同地市之间的差距变化不大。强化公众需求导向,加大对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薄弱领域的投入和服务,是未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和方向。     

调查研究: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功

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当好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一门必修课。当前,部分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上还存在着认识偏颇、准备不足和本领恐慌等问题,影响了调研的质量和水平。领导干部要想提升开展调查研究的素质和能力,必须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精心做好开展调查研究的准备工作,灵活运用开展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从而提高调查研究的实效,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     

干部监督考核要破除“痕迹主义”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近年来,干部监督考核中的"痕迹主义"现象在全国各地持续上演并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为应对来自"上面千条线"的监督考核任务,作为"底下一根针"的基层干部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为给各种工作留痕而疲于奔命。"痕迹主义"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型表现之一,     

组织环境与志愿者工作满意度关系研究 ——基于对A省540名青年志愿者的调查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青年是我国志愿服务队伍的主要群体,青年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工作满意度的高低对其能否持续参与志愿服务具有重要影响。统计分析表明,组织环境与志愿者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其中同事关系和组织参与对志愿者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而领导风格对志愿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果启示政府和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层,必须深入了解和掌握青年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心理和动机,在营造良好同事关系和扩大志愿者组织参与上下功夫。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效能新提升

<正>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对广东提出了“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的要求。广东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将“社会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作为未来五年全省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既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的题中之义,又是积极回应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也是努力实现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的重要任务。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以珠海市A区“红色社区营造”为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战略,是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工作的科学行动指南。作为一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破解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的问题挑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必须发挥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制度优势,不断夯实我们党在基层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有效促进基层社会的有机整合和安定有序。党建与社会治理"两张皮"以及党组织"干"与群众"看"是当前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文以珠海市A区"红色社区营造"为例,从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客体和社会治理动力机制等三个方面,探讨了一条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创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