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伦理、自由社会与美好生活

古典政治哲学与古典德性伦理是相互吻合的,现代政治哲学与规范伦理具有一致性.在近期古典政治哲学复兴的过程中,德性伦理被认为优于规范伦理.理由在于论者认为,古典德性伦理及政治哲学因为具有解决人的具体生活问题的伦理导向之理论能量,也由于现代规则伦理及政治哲学解决不了这一被命名为"何谓美好生活"的问题.所以前者优于后者.其实,不论在现代社会还是在古典社会中,不论什么伦理设计或制度安排、政治哲学都解决不了"何谓美好生活"的问题.于是问题就只能转换为哪种制度有利于人们追问美好生活的答案.基于此,现代理念、现代制度与现代生活方式就具有为自己辩护的充分理由.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政治空间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改革问题,无论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筹划上讲,还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关联结构看,抑或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举措上分析,当前中国政府体制改革都确确实实地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此而言,有必要翻转原来从行政到政治的被动取向,转向从政治到行政的主动改革取向.因为只有解决了制约改革成效的权力来源合法性问题,才能为一切权力运用困难的解决提供最为可靠的基本制度保障,从而为真正进入现代的中国改革提供当下最为急缺的理论支持.     

反思制度具有更大价值

前一段的所谓“孟浩事件”原本不复杂。因为中学生小华填报志愿一事,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到教育局了解情况,求见领导遭到拒绝,声明是省政协委员,办事人员更声称要报警。事情通过传媒的     

政治决断、政治行动与制宪权——施米特、阿伦特革命解释的效度分析

施米特、阿伦特对于革命与制宪关系的论述,实际上都受限于他们的政治认知、生活经历、政治期盼和价值取向。他(她)们的不同论说都是想借助于政治革命来讨论制宪问题,将政治、道德与法律的三元复杂关系,做了政治与道德的二元处理,落入了将法律政治化或道德化的陷阱。     

发展结构之变：“共同富裕”的宏观论题

共同富裕作为国策,当下应围绕这一主题推动政策执行,而非拘执于学术探讨,但为帮助人们深入理解共同富裕问题,仍然有必要从学术视角分析共同富裕问题。需要在学术视角确立理解共同富裕问题的三个视点：一是它的出台背景;二是它的政策工具;三是它的实现措施。只有在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学理分析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更加清晰地理解共同富裕问题是将中国发展结构之变推向台面的大问题。同时,在确立起更为广阔的比较框架基础上,分别从共同富裕的国内与国际两个视角更为全面地看待共同富裕问题,也才足以真正理解实现共同富裕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比之于不问究竟地赞许更有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现代建国与政治清议传统的复苏

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历史悠久的政治清议传统,具有其现代转化价值。中国的政治清议传统,呈现出清议、清谈与莫谈国事三种状态,显示出衰变轨迹。但由于中国的现代建国,不仅需要在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机制上促成健康议政,而且需要大力且有效聚集社会智力资源,因此,促使政治清议传统的现代转变,是现代建国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成功完成现代转变的政治清议,将成为促使国家受到有效监督、权力规范运作的积极力量。     

以党建国:政党国家的兴起、兴盛与走势

理解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关键,在于厘清政党国家的兴起、兴盛与走势。从历史的角度看,政党国家的兴起,是由于帝制中国内部很难生长出民族国家,需要先知先觉的建国者促成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从理论的角度讲,后发外生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借助于一种后发先至的国家建构方式,才足以解除国家建构的窘迫状态。在足以实现后发先至的国家建构方式上,只有政党国家具有优长之处。政党国家借助于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将分散的国家建构力量迅速聚集起来,以政党强大的政治意志形成国家的建构意志。在国家建设过程中,这样的国家形态也有促成国家发展奇迹的效用。但政党国家借助政治意志而非法律程序治理国家的定势,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有序。因此,它总是处在迅猛崛起和疾速衰颓的非正常状态,因此需要因势利导,进行政治改革。     

从政党国家到民族国家:政党改革与中国政治现代化

中国逾3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已经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真正能够突破瓶径、把中国改革带出十字路口,将中国现代化推向政治领域的纵深地带,必须抓住的关键问题,既不是经济学家力主的产权改革,也不是社会学家尽力渲染的社会管理改革,也不是法学界谈论的司法改革,而是中国的改革有没有希望继续推进,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政党改革。决定性的问题是经济自身的发展不是一个自足的结构,它需要一个相应的现代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作为支撑条件。基于此,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一个现代政体的建构和对于政治现代化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政党改革,已经成为中国是不是能够避免改革失败,并真正走上现代国家健康发展轨道的决定性条件。     

急就政策模式与中国高等教育

出自良好愿望的大学扩招和产业化政策把高校变异为失业后备军的供给者和商业世界的竞争者.之所出现这样的结局,与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供给模式有密切的关联.从总体上讲,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供给模式,是一种受到大学外部处境决定的急就政策模式,这种模式违背了大学自身的规律.彻底解决中国大学发展的根本问题,既需要仰赖中国改革开放的有效深化,也需要自信地吸纳并创新西方大学的经验;其中更为紧要的是,中国大学必须脱离战时思维的约束,告别急就政策模式,实现理性筹划.     

论现代公共与古典公共的不可逆关系

在近期国内政治哲学的论述中,一些主张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学者再次提出古今之争的问题,试图以古典政治生活方案超越所谓具有明显缺陷的现代政治生活方案.其中,关于公共问题的古今方案的可逆性论述,成为他们论点的主要支持理由.然而,依据已有对公共历史构成状态的描述,现代公共与古典公共两者之间具有不可逆性,这种不可逆,既是因为历史类型的既定性,也是因为理想类型的不相通.因此,试图改进现代公共政治生活状态,就只能在现代方案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可能以回归古典公共来取代现代公共的方式达成.那种回归古典公共的理论主张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眷念和知识追源的智力游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