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之道:利益转化为权利的两种路径——以美国编剧罢工潮和中国农民工讨薪风暴为例

对于权利及其维护，公共政策有事前预防侵权和事后补偿损失两种功能。但维权之道的真谛在于为权利强意义的体现争取更大的规则空间，否则就将要持续地为侵权在先维权在后的政策困境付出高昂的代价。     

财政监督与政府执行力——对《利马宣言》的扩展性解读

1977年,由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大会通过的《利马宣言》明确表述了财政的系统监督主张。在这一主旨下,本文考察了分权制衡的权力体制中立法机构、行政部门的财政监督职责,描述并分析了广东省进行的财政绩效预算改革,从中引申出行政性预算改革对于整个绩效预算具有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最后,回归《利马宣言》对财政进行系统监督的精神宗旨,申述了建构系统的财政监督机制对于提高政府执行力所具有的价值。     

睿智与失智:现代国家的行政智慧问题北大核心

现代国家的行政权或执行权,主要由依法行政的制度框架所规范,并运行于科层制之中。如果行政执行缺乏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智慧保障,其执行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为了保证行政执行的效率与效益,行政权必须达到相宜的智力与智慧水平。以科层制所具有的六大特点和三大缺陷而论,现代国家是保有起码的行政智慧的。然而,行政睿智可遇不可求;行政失智在不同程度上常常浮现。在人们的行政执行体验中,常常会遭遇范围大小、程度深浅不同的行政失智;但行政执行的必不可少,总是促使人们在触底上扬的状态中寻求行政改良的通道。     

在组织理论的视野中——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是一种可控的组织民主。从党内民主推进到人民民主,必须遵循组织相近性原则。因此,党内民主通向人民民主需要借助党际民主这一桥梁。在党际民主的基础上,社会得以形成组织民主的有序民主形式,从而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有序推进到人民民主。这一演变过程不是线性过程,而必然是非线性过程。     

浪漫想象：家哲学与家国同构的解释遗阙

家又一次成为一个学术热点。人们不仅将家视为中西思想分野的焦点,而且认为家构成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基本支点。因此,家似乎再次成为中国社会与国家重建的根本着力点。这样的论述,多建立在对家的哲学提纯上面：在古典意义上,家在社会领域是尊尊亲亲的伦理载体,在国家领域是博施济众的仁政依托;在现代意义上,家在社会领域是感情的寄托,在国家领域是亲民政治的依据。理想之家的超验哲学论述为其提供了正当性证明。但在经验之家中,这些提纯了的理想之家却与之发生显著疏离：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每一个体如何得到尊重,并以之维系家庭亲情,是一个严峻挑战;作为国家建构的家国同构原理,在现代初期已经被证明不可行,家国分立已经是一个现代基本原则。家的社会功能应受高度重视,家的国家功能应当自觉终结。     

突破政治代替教育的瓶颈

在今日中国,很少有像教育改革这样形成官民共识的问题.然而,面对中国教育改革,共识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确认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痛下决心革除中国教育数十年来形成的积弊,给教育发展一片崭新的空间.这里凸显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诊断中国教育问题的病灶;二是下出诊治中国教育病症的药方.     

悲观与乐观的辩证致思──论“世纪末情结”

悲观与乐观的辩证致思──论“世纪末情结”任剑涛引子：时间、历史与文化的交汇人类又经世纪末。只是二十世纪的世纪末，具有与上几个世纪的世纪末不同的意蕴。这种不同是三个维度共显的。首先，从人类生活的时间量度上讲，二十世纪的世纪末，不单纯是一个百年周期的尾声...     

现代科技的行政监管:以基因编辑婴儿为例

随着贺建奎被科以刑责,基因编辑婴儿的争端,在法律上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但贺建奎开展的“科学研究”与“技术试验”所触及的科学技术伦理问题,以及相关行动的行政监管问题,依然需要深入讨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让人们不能不高度担忧中国能否有效管控科技风险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科技人员的相关尝试,似乎已经脱离了法律、行政与伦理的约束,变成一匹脱缰野马。前者是预应性思考,后者是现实性考量。贺建奎事件给国人一个提醒:在一个无神论环境中,法律、行政与伦理对科技疾速发展的有力支持和有效约束,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紧迫应对的重大问题。     

论理想化氛围中的校园政治文化

校园政治文化,无论就其心里寄载主体,还是就其行为主体而言,都构成政治文化的一个极富社会影响力的部分,所谓校园政治文化,指的是以学校校园为地域环境,(以大中学校比较而言,根据对政治的敏感反应和智性分析、参与的可能性大小,则又主要指大学校园这一地域环境),以学生为政治行为的主体(亦以大学生为主),而对政治期望的理性表达、政治行为的参与、政治状态的评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基于现代化的独异性视角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是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达是在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各国现代化的普遍性的交互角度中获得定位的。从中国之为中国、中国的现代化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定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可以说是现代化的独异性在中国场域中的反映。从现代化历程来看,无论是先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都表现出一定的普遍性或共性,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尤其是文化因素的突显与导引越发呈现各自的独异性特征。独异性不同于特殊性,更强调现代化的独有特质,成为各国现代化的普遍现象。党的二十大报告归纳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和一个本质要求,共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但这五个方面性的特征和一个集中化的论断(本质要求),也不是在同一程度上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及其背后的独异性特点。相对而言,最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尤其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是与中国国情的独异性相联系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具有独异性特点的现代化,需要在各国现代化的普遍性中对之进行准确理解,以便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独一无二的特征和卓尔不群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