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结盟运动对联合国的认知历程——基于经济视角的分析

冷战时期不结盟运动高度重视联合国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初,不结盟运动成立伊始即视联合国为讨论世界经济问题的最适当场所,20世纪70年代初,它通过了<关于联合国的决议>,敦促联合国优先考虑发展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它开始倡导在联合国系统内进行全球谈判,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明确提出以联合国作为对话与谈判的中心讲坛.以经济视角探讨不结盟运动对联合国的认知历程.既可以拓宽不结盟运动研究的领域,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对联合国的认识水平,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不结盟运动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地位的认识.     

协动主义：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关系定位——基于人民调解的制度规范与地方实践的分析

关于人民调解的规范文件贯彻了司法最终救济的理念,但由于各地方纠纷解决需要的差异,实践中形成的不同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模糊了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构建一个功能互补的纠纷解决的生态系统,必须在确立司法权威的同时,按照解纷合意获得的不同样式,确定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的程序协动关系。     

国际税收协定中非歧视条款之内涵辨析

“非歧视”条款被认为是国际税收协定中最难以把握的条款之一,难点就在于如何准确 地理解其适用标准并将其与传统的非歧视原则相区别。国际税收协定中的税收非歧视原则包括国籍 非歧视、常设机构非歧视、支付非歧视和资本非歧视四种情形,在理解这四种情形时,应遵循税收协定 特有的解释规则。税收协定中的非歧视原则与传统的非歧视原则存在体系差异和内容差异,税收与相 关经济活动之间内生的关联性使得两套规则的并存必然带来实践中规则的交叉与选择难题。在协调 二者关系时,传统的“特殊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定”等逻辑分析和利益分析路径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有 必要在协定中加以明确约定,从而避免适用中的不确定性。     

大学生创业难的影响因素和对策探究——以天津市高校大学生为例

大学生创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改变生活质量、实现理想抱负的方式之一。但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创业形势与就业形势一样不容乐观。基于对天津市在校大学生、已毕业大学生群体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大学生创业难的影响因素,并从政府、社会、高校、家庭和大学生自身五个方面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启示——以柘荣县为例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下的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基于历史、理论、制度的三重维度分析,总结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柘荣县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成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调动群众参与,推进多元共治,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有助于进一步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到基层治理实践,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试论证据法上推定的适用

推定是现代诉讼中的一种重要证明方式,应该规则化。在深刻认识其属性、特征及价值的基础上,我们更要研究推定适用的条件、范围、规则及其依据的经验法则,以促进立法的完善,保证推定的适当适用。     

基于“五育”融合视阈下大学生党员标杆管理体系研究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同时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些论断对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标杆管理作为一种质量管理工具,追求卓越、不断创新是该理论在实践运用中的重点理念和方法。将标杆管理理论运用于大学生党员教育管理过程,从“五育”融合视角构建标杆管理模型和标杆管理评价体系,对改善大学生党员教育管理现状、提升党建工作质量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双碳”目标行动立法的法理逻辑

通过法治方略促进和保障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如期实现是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也是我国社会的广泛共识。良法是实现善治的基础和条件,完善碳达峰碳中和立法是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紧迫任务之一。受气候风险特征和目标行动系统性的影响,“双碳”目标行动面临着诸多挑战。正确判断和深入分析这些挑战是合理确定“双碳”目标行动立法的功能定位和模式选择的逻辑起点。基于这样的逻辑起点,“双碳”目标行动立法应当有助于促进和保障“双碳”目标如期实现、防范和化解风险、推进气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框架性立法模式以整体性、原则性、基础性、前瞻性为基本思维看待“双碳”目标行动立法问题,能够在满足现实法制需求和促进法律发展之间实现平衡,因而能够更好地承载“双碳”目标行动立法的价值和功能。具体路径上,应当制定“碳中和促进法”来实现“双碳”目标行动的法治化,将“双碳”目标和重大行动方案的核心内容纳入法律,并通过法律规范类型的合理配置,构建专门立法与相关法律法规之间协调与沟通的渠道,实现法律原则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时效性与前瞻性的融合,从而形成以“碳中和促进法”为基础和中心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规范体系。     

施坚雅乡村市场发展模型与华北乡村社会转型的困境——以河北定州为例

由于地理和交通条件制约等因素,中国长期处于以传统集市贸易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状态。根据施坚雅乡村市场发展模型,随着交通的现代化,传统集市将趋于消亡。但从华北的情况(以定州为例)看,交通的发展并没有导致乡村基层集市的消亡。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化滞后等原因,集市等传统经济部门成为容纳乡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门之一,表明华北乡村社会仍处于"内卷化"的困境之中,只有通过城市化,才有望走出这种困境。     

日本工业化短缺因素的制度替代——以财阀形成中的商法因素为中心

明治维新的重要贡献之一是通过有利于技术引进的制度创新,启动了日本工业革命,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并为工业化的推进奠定了基础。其中就包括明治政府通过移植西方法制度编纂日本商法典。在家族主义思想影响下,明治立法者对西方公司法制度进行了有利于富商家族("财阀家族")维持家族财产总有制的适应性翻译。财阀利用商法规定的合名公司、合资公司与股份公司组织形态实现了向康采恩组织结构的演化,满足了财阀对家族财产总有与隔离风险的要求。商法为财阀家族加强对家业的控制提供了法律工具与保障。在商法的引导、保护与支持下,财阀的形成及其巨大化弥补了作为后发国家日本启动工业化的两大短缺因素——资本原始积累与产业系统性的不足。日本财阀组织可以被认为是对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短缺因素的制度替代。尽管财阀制度降低了日本工业化的成本,但也不能忽略财阀制度的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