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监管绩效与经济国家——公共安全事故问责现状之反思

在处理公共安全事故中对领导责任的过度诠释导致问责制的真正内涵被集体忽略。问责制是由角色担当、说明回应和违法责任组成的三段式,代表着现代经济和社会中责任作为一种制度结构具有的整合功能。市场监管是一种特殊的政府经济行为,对监管者问责的关键在于准确评价其监管绩效,须在考虑其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的基础上实现激励与惩罚兼容,尤其应允许并激励其援用业务判断规则对其监管行为进行解释和说明。滥用领导责任、动辄引咎辞职既无助于事件的解决,对官员个人也不公平,在公私融合、经济国家的背景下更会损害中国发展的制度竞争力。公共安全事故不仅考验政府及官员的应急能力,更拷问整个社会在突发事件下的整体素养,它启示我们应当修正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高度外向和功利的绩效评价标准,转而构建一种理性、沟通与宽容的社会价值观,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共同进步。     

离异夫妻更应尊重子女的意志

正探望权是《婚姻法》修订后新增加的内容,作为一种亲权,它与直接抚养权相对应,是指夫妻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主体,被探望子女具有独立意志,享有选择是否接受探望的权利。在子女尚幼,不能独立     

“一国两制”处理了哪些关系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香港、澳门历来是中国的领土,台湾也是我们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使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我国坚定不移的国策,这是原则性。从香港、澳门、台湾的现实来看,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地区,它们对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着很大的依赖性,其居民的生活水平、方式、习惯、思想观念、认识水平同大陆居民有较大差别,保持香港、澳门、台湾的繁荣和稳定,必须在一定时期保留与大陆不同的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灵活性。#"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关系“一国两制”是以由人民民主专政决定…     

一条建议催生万人 评议 记老河口市人大代表王天顺

2002年4月12日,对于老河口市人大代表王天顺来说,是一个富有纪念性的日子。这一天,因为他领衔提出的一条建议,促成了全市声势浩大的治理经济环境行风评议活动。在市直,全市400名代表采取无记名投票形式,对全市64家局级单位进行民主评议:在乡镇,共有万余人参与了对基层职能部门的评议。结果,市技监局、工商局、环保局被评为“不满意”     

词语梳理应是当代哲学发展的基础

词语梳理应是当代哲学发展的基础张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在有关２１世纪中国哲学展望的讨论中，大都指出了哲学发展的转折性机遇。但作为发展的一个条件，面对２０世纪哲学的困境，应该着手些基础的工作，比如语言范式的转化，从而在基本的学术规范前提下...     

农二师工会开展“五送科技”活动

今年以来,农二师工会紧密结合“致富职工群众”的主题,在对基层职工群众进行科技服务上积极创新,开展了“五送科技”活动,受到了承包职工的由衷称赞。一送“科技活动”。师工会在全师范围内广泛开展了以科技应用和科技攻关为主体的“丰产攻关劳动竞赛”活动,针对各种作物的不同生长情况和科技管理环节,分阶段、分层次地开展了“比田管质量、比生产进度、比苗齐苗壮、比新技术应用、比新品种推广、比实际产量、比生产效益”的竞赛活动。目前,该师17个团场的工会干部,都被一线承包职工誉为“竞赛组织员、科技推广员、技术技能的好教员”。     

高架路上“敲门人”

在竞争者林立的大门前,阿里巴巴的咒语是没有回声的……1987年,在广州繁华的人民路上将要建成一条贯穿南北的高架路,这已成了广州市民瞩目的大事件。随着这条凌空飞路的扩展,人们随时会发现汕头市政建设公司     

皇家游船上的肖像画

半年前,在广州发生一件盛事——英国女王访穗的一些轶闻,也许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传播呢! 那么,读者是否记得当时曾经报道广州少年宫一个美术教师把一幅女王肖像画送给女王的新闻?你们知道它背后的一个动人故事吗? 一对夫妇的戏言与愿望人们叫他“大卫”。他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原因,人们开始这样称呼他,反正,谭继霖,他这个本来的名字都没有多少人叫了。他与他的职业、事业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真正充满艺术气质的“大卫”。一天,大卫似乎有点神秘地对     

解新行政审批服务机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国行政审批服务机构经历了产生、发展和壮大等阶段。据统计,截止到2005年7月全国已建成集中行政审批服务机构近2000家,全国地市一级建立行政审批服务机构的比例超过62％。行政审批服务机构作为地方政府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成果,对贯彻实施     

整体主义视野下债务催收行业的法律治理

债务催收是金融市场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在债务人违约与债务人保护之间、催收的个别化实践与标准化监管之间、催收对债务人及第三人信息的依赖与法律及监管对个人信息的严格保护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这既是催收被“污名化”的根源,也是当前监管的困境所在。债务催收的法律治理应从具体行为监管转向行业整体治理,具体包括：将催收机构定位为金融中介服务机构,推进专门立法,由金融监管机构作为行业主管机构;构建催收机构及催收人员的市场准入机制,对催收商业模式予以适度干预,完善具体催收行为的标准化并强化行业自律监管;构建催收行为中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明确催收机构联系第三人的条件、范围和内容;允许催收机构从事借贷信息中介、小额贷款和不良资产处置等业务的混业经营,并构建类型化的风险控制规则;促进信用贷款行业监管、个人破产重整和清算等配套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