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政府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职能作用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生产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条件,这就要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特色经济,培植新的优势,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乡镇政府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直接组织者、承担者。当前,我国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突出问题就是乡镇政府的职能界定不清,科学界定乡镇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是当前做好农业…     

黄石市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途径选择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黄石老工业基地区域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需要通过三条路径:一是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加快培育市场主体;二是加大产业信息化和技术创新改造力度,提升工业整体素质;三是全方位、多层次发展第三产业。     

两岸交往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探讨

海峡两岸交往既促进了两岸的经济发展 ,又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些社会治安问题。主要表现在 :台湾的不法商人与内地蛇头相互勾结进行偷私渡活动 ,黄赌毒等灰色行业不断向大陆渗透 ,两岸通婚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日益增多 ,绑架、勒索、贩卖枪支等暴力犯罪问题日趋严重 ,涉台经济违法犯罪活动呈上升趋势。台湾当局应当尽快摒弃“台独”主张 ,与大陆就影响两岸社会治安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协商 ,谋求实现两岸社会治安良性发展的长效管理机制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     

毒品犯罪的宏观治理对策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发了第１８期《成果要报》,向国家最高领导层通报了本课题研究中的阶段性成果。其中第三部分提出了遏制毒品犯罪的八项宏观对策建议：１．应将禁毒作为一项重要国策;２．切实加强对禁毒工作的领导;３．进一步加大对禁毒工作的投入;４．搞好队伍建设,加大打击力度;５．推广包头经验,狠抓禁吸戒毒;６．禁毒应与脱贫相结合;７．加大宣传力度,搞好预防教育;８．进一步加强禁毒国际合作。本文就此分别展开论述。一、应将禁毒提升为重要国策毒品犯罪祸国殃民,古今中外早有无数的…     

我省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考评出新规

为了推动我省机关事业单位技工考评工作的发展,提高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的综合素质,贵州省人事厅以黔人通[2004]101号文,提出进一步加强全省技工考评工作的意见。主要内容为: 一、继续做好技术工人等级的申报和考评工作。各级政府人事部门要继续按照贵州省人事厅黔人资[1996]1号文件的有关规定,组织技术工人申报晋升技术等级,对1997年10月1日以后从省外和企业调入我省机关、事业单位或军队退伍安置的技术工人,没有参加过我省机关、事业单     

倡议书: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2005年7月30、31日,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行政伦理与行政能力建设”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提出:为完善公务员制度、加强廉政建设、推进行政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构建和谐社会政府行政能力,必须高度重视加强行政伦理建设。会后,一致通过了关于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倡议书。本刊特刊登如下:     

郊区公安分局连办三期法制业务轮训班

南昌市郊区公安分局针对本局乡建派出所合同制民警多,业务素质偏低的现状,于1993年10月连续举办了三期法制业务培训班,受训干警达96人。培训     

民生悲喜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自七年前“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以来,食品安全就成了上升到“面包政治”高度的民生议题.2015年,从走私“僵尸肉”大举潜入国门,到多地生猪检疫形同虚设;从顶着金字招牌的五常大米充斥“调和米”假冒货,到负责粮食安全的中储粮被曝多个粮库“以陈顶新”……商德沦丧、监管缺失乃至官商勾结等乱象纷纷见光的同时,也在警示社会,持续经年的食品安全危机,并未彻底解除. 也是在这一年,民间压力进一步催动了公权努力,农业部面对转基因食品的公众疑虑,郑重许下慎重推广、加强监管、信息公开等承诺.修订后的种子法更是以国家立法形式,明确了对转基因育种实行安全性评价和控制的立场.     

治理路径

2015年,公共权力如何既防止缺位失责,又避免越位干预,仍是公共治理的核心议题. 这一年,从北京街头接连惊现“假扮斯巴达勇士”、 “女模裸游”的低俗营销炒作,到社交网络“拼酒”闹剧背后的白酒企业操纵疑云;从京东集团举报阿里巴巴胁迫商家的口水仗,到电商“野蛮生长”的价格战埋下的消费陷阱;从方正集团、政泉公司持续数月的互告恶斗,到卓达公司危机四伏的“金融创新”……不正当竞争、商业欺诈等乱象揭示了现实的经济生态,也凸显了治理的必要和紧迫.     

从难点到隐忧:司改风险能否破解

以制度兑现“坦白从宽” 自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司法改革的议程,许多人便由此联想到了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甚至将其解读为“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长期以来,法学界、司法界也不乏引入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建议. 事实上,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能与美国式辩诉交易制度相混淆.其根本区别在于,辩诉交易制度存在罪名、罪数和量刑的交易,而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允许对罪名、罪数进行协商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