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权限结构与国家所有权

主体重合是我国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现状的最显著特征，两权都集中于政府一体行使，一体结合的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使得国家所有权的运转往往借助行政权力结构运行系统，引发出多重对抗关系，为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对抗竞争提供了媒介与载体。产权改革不应寻求和强化这种一体化的模式，而应当探索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分离的道路。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分离应当采取主体分离的方式，通过国家所有权主体形态的重新塑造实现行政权与所有权从权能结构到组织形式、法律资格的完全分离。主体分离后的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也需从作用原则、作用特征、作用理论等方面进行合理构建，以适应产权改革和建立科学的宏观经济调控法律体系的要求     

市场极端主义的经济法矫正研究——基于经济法与民商法功能互补的视角

市场极端主义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在这些发展阶段中,传统民商法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自由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制度支撑,但是无法完全克服市场极端主义带来的种种弊端,这为经济法矫正市场极端主义提供了契机。基于经济法与民商法功能互补的视角而不是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市场极端主义的经济法矫正主要在四个层面发挥作用：一是在制度层面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进行功能性矫正;二是经济法所具有的回应性特质利于其对市场极端主义的克服;三是经济法调整方式的政策性为其克服市场极端主义提供了及时性的便利;四是经济法对平等、真实、公平的分享与发展权利的追求为市场极端主义的经济法矫正机制之建立提供了入口。     

经济法安全理念的解析

安全是法律持续性的制度安排与价值追求。但因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而具备迥异的外观与表征。后工业时代宏观经济风险凸显诱发了宏观经济安全理念产生,并使其成为经济法安全理念的重要内核。宏观经济安全理念对内强调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对外强调经济主权独立,并演绎着发展理念与安全理念的辩证法,证明了不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     

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考辨——兼与董保华先生商榷

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当下学界对二者的关系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有的社会法学者对已有的经济法理论成果存在着重大的误读,本文对此作出了必要的回应,并指出经济法与社会法是有殊别的,二者在发展中不会达到归并与融合,社会法不是经济法发展的终极进路。     

由善政到善治－从证券监管联想至经济法的本质

中国证券市场趋向理性的关键在于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改革，通过对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实证分析，归纳出监管失灵的制度层面与法理层面的原因。进而认识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本质特征，同时认识到，经济法的创新在于调整手段由传统善政向善治的转变。     

制约与解释--生活场景对法律生命的考量

人与社会存在的固有事实与本来逻辑显示,内含秩序与正义两大终极价值的法律与人的生活场景紧密结合在一起.法律的存在也是一个过程,具有断裂的可能性.人的生活场景是由自然性的物质世界、社会性的物质世界、文化世界、关系世界构成的统一体,决定着法律的生成、运作与进化;法律也不断地解释着人的生活场景,法律的生命在解释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在此过程中,法律必须具有深厚的亲和力.     

为什么是大陆法系传统国家——经济法文化现象的考察与解释

文化选择偏好直接制约了不同国家对待经济法的态度与立场。经济法法律现象普遍有迹可循,但如果以严格的'经济法'语词为标准来识别经济法文化,那么只在大陆法系传统国家存在有经济法文化现象。面对经济生活中的危险力量,两大法系采取了不同的预防机制和法律准备,英美法系国家利用灵活机动的宪政机制与司法传统来化解这种危险,而大陆法系国家...     

经济宪政:宪政与经济关系新解读

宪政合意与宪政支持是一项合法性集体经济行动所不可缺少的,经济宪政的核心在于设定政府经济行为的正当程序。经济宪政能够为社会经济行动提供一整套合宪性的经济命令。经济宪政是一个有别于宪政经济学、经济宪法学、宪政的经济分析的新命题与新体系。经济宪政致力于建构符合宪政要求的经济规则与市场规则。     

中国经济法部门的形成:轨迹、事件与特征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经济法部门的形成轨迹呈现为:以经济立法为主线,按照经济法规→经济法规体系→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的进路逐步发展.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6年《民法通则》、1993年《宪法修正案》的颁行对经济法立法的初始化、外延的清晰化、内涵的现代化影响深远,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经济法部门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中国经济法部门的形成具有鲜明的按预期、有计划、分步骤推进的规划性,与体制改革、立法技术、其他法律部门关系协调与同步的渐进性,按标准、多层次、有体系的整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