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委托-代理理论看权力监督的理论依据与体系建构

委托—代理理论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监督和制约代理人 ,尽量降低因代理人行为扭曲而给委托人带来的损失 ,这与政治活动中的权力监督问题有相通之处。具体一点来说 ,这一理论本身符合权力监督的性质要求、界定要求以及目的要求。因此 ,在一定意义上委任—代理理论可以作为权力监督的理论依据。同时依据委托代理—理论的要求 ,我们可以对我国现阶段的权力监督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建构。建构的实质是在确保权力利用效率提高下的民主监督 ,体现为一种自下而上运行的权力     

建立和完善舆论监督的有效机制

当前我国的舆论监督无论从认识层面还是从操作层面上看,都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我们既要着眼于对舆论监督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也要关注舆论监督的实践与发展,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监督的有效机制。本文从舆论监督权的保护机制、舆论监督的社会调控机制、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以及网络舆论监督的机制四个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重要途径

社会公共需求的不断增长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限之间存在的矛盾,迫使世界各国对公共服务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基础之上的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改革,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借鉴西方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引入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做法是使我国政府机构改革跳出怪圈的有效途径。     

牢骚

牢骚,并不一定是坏东西。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是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牢骚;冯谖为食无鱼出无车居无屋而三弹铗,可算得上是个牢骚大王,但他在孟尝君的三千食客中堪称出类拔萃之辈,为孟尝君运筹帷幄立下奇功;司马迁受腐刑后也牢骚满腹,但牢骚和屈辱催促他完成了不朽名著《史记》。可见,牢骚不一定是消极情绪,颓废思想,发牢骚的也不一定是恨生不逢时、空嗟叹蹉跎的人。当然,牢骚要客观、适度。毛泽东在《答柳亚子先生》一诗中说得好:“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牢骚发多了,也会影响身体,影响斗志,影响观察事物的眼光和心态,影响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     

论完善对权力的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因其自身具有的独特功能已成为当代社会监督最有力的途径之一。但在实践中,舆论监督遭到抵制和对抗的现象比较普遍,使得舆论监督应有的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因此,如何走出误区,不断完善舆论监督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权利制约权力"视角下的舆论监督

从权力制约思想的发展史来看,以权力制约权力模式作为权力之间的内部制约机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这种模式的现实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相对于以权力制约权力这种权力之间的内部制约机制来说,以权利制约权力可视为社会对权力的外部监督机制.这一机制所要建立的是受治者对于施治者的监督,是体现民主性质、与公民的民主地位相称的制约与监督.舆论监督是以权利制约权力这种社会对权力的外部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民主性质的监督,是政治文明的必要环节.     

公正清廉是纪检监察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

纪检监察干部坚持公正清廉,是坚持公正执纪的根本前提,是维护党的纪律和行政纪律、全面履行纪检监察职能的必然要求,是纪检监察机关树立权威的重要保证,是纪检监察机关取信于民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新的时期,纪检监察干部能否公正清廉,对于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党内和谐,并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职业技能与工匠精神耦合培养人才模式的探讨

深化技能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发展方向,应致力于培养能推动中国发展的高端技术人才。国家亟需“大国工匠”,需要培养具备工匠精神、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专业技能人才。工匠精神作为技能人才的职业核心素养,对职业技能人才其他职业素养的形成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将工匠精神培养与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有效融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重点分析当前高职院校工匠精神与人才培养的耦合现状,提出了高职院校职业技能与工匠精神培养相融合培养人才的建议。     

《公安学基础理论》教学法探讨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１９９９年６月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作为公安院校的教师应当围绕各自的专业课程,探讨教改方法,以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本文拟就《公安学基础理论》课堂教学法改革的必要性及具体方法一陈管见。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对人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孟子说：“大学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己矣”。这句话就是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不是别的,是要把人们丢失的心找回来,“找心”就是把人们被后天所污染的,因而也是被丢失的善良纯朴的天性找回来。美国学者劳厄说,教育无非是一切已学…     

政务数据跨界治理的逻辑架构、现实痛点与实践进路

政务数据跨界治理的关键在于数据协同,打破科层制的壁垒,以数据流与业务流的关系为依托,突破传统组织机构的边界,实现跨领域包括跨层级、跨地区、跨部门的业务协同。由此,提出包括政策文件、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和治理工具等方面的政务数据跨界治理逻辑框架结构。具体到政务数据跨界治理实践,其困境主要集中在体制和科技两方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数据共享难易和技术复杂程度的维度分析了政务数据跨界治理的难易程度,认为制度供给、业务协同以及技术创新是优化政务数据跨界治理的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