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监狱的“非正常”死亡

有三个与方苞同案的人,被捕后都曾被主审官刑讯逼供过,其中一人送了吏役二十两银子,结果骨头微伤,病了一个月才能走路;另一人给了四十两银子,只伤及皮肉,二十天左右伤就痊愈了;还有一人,出手最大方,送了一百多两,当晚就行步如平常     

宋代的“城管”与拆迁

鸟瞰隋唐的长安与北宋的汴梁，会发现，这两座城市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格局与气质。长安城方正、规整，街道笔直如削，以直角交错，将城郭分割成一百零八坊（居民区）与东西二市（商业区），宛如一个个工整的方格。以皇城外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全城的坊、市、道路、城墙均呈左右对称。     

微服也没法私访

古时君主偶有“微服私访”之举，如秦始皇曾“微行咸阳”，不过“康熙微服私访记”之类的故事则完全是戏说的，并没有任何史料依据。倒是据《康熙朝实录》，康熙本人并不赞同微服私访．他说：“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开创帝王恐人作弊、昌言于外耳。此等事朕断不行，非徒无益，亦目有妨大体。况欲知天下事，亦不系于此也。”     

被“包公戏”扭曲的宋朝司法制度

包拯是宋朝人,但宋代的戏曲并没有什么"包公戏"。"包公戏"是在元朝兴起的,至晚清时终于蔚为大观。数百年间,包公审案的故事被编入杂剧、南戏、话本、评书、小说、清京剧,以及众多地方戏中;近代以来,"包公案"还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无数中国人都通过"包公戏"了解古代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文化;一些学者也以"包公戏"为样本,煞有介事地分析传统的"人治司法模式",反思"中国传统司法迟迟不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监督的前提

有首民谣说:“十个当官的九个贪,还有一个在动摇。“老百姓对时下贪官数量的估摸或许有些夸大,事实上贪官在官场中占着一个怎样的比例,谁也无法统计,但我看这个比例绝不会太小,被揪出来的贪官不过是一小撮而已,湛江市“集体腐败“被查处不久,宁波市也挖出一大窝“蛀虫“。未被抓出来的贪官还有多少呢?天知道。层出不穷、触目惊心的腐败令人不得不相信西哲的一个警告:“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青天“是靠不住的,“官德“也是靠不住的,没有监督的廉政是值得怀疑的。监督是廉洁的前提。不过,要说“监督“,我们的“监督“也挺多的。党内有纪委监督、党外有政协民主监督,     

宋代的上访与截访

北宋熙宁年间,天下各州正在雷厉风行地推行王安石的新法.这一日,主管河北路河防水利的中央特派员(制置河北河防水利)程昉,获悉了一个消息——河北路几个县的老百姓“相率诣阙诉”,即结成团要到汴京上访.原来,由于程防在河北大兴水利,许多农户的“庐舍坟墓”都被水淹没、毁坏了,还耽误了秋季庄稼的耕种.有二百余名农户不肯忍气吞声,便决定进京告状.     

宋代是如何防范发生冤案的？

平心而论，宋代这套严密的司法程序，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也是可圈可点的。宋代的一切制度设计，均遵循一个原则：“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防范的对象包括文武百官、皇亲贵戚乃至君主本人），司法制度也不例外。为防止法官枉法或误判，宋代形成了一套非常繁复、严密的司法审判程序，“防奸”之深，为历代所无，     

状纸中的名片和银票

明清时期的士绅，身上必带着一张名片，也称为“名剌”。那时候的名片为长方形，长约七寸，宽约三寸。士绅登门拜访官员，或者其他有身份的人，需要先向门房递上名片，请代为通报。晚清时候，杭州的显贵士绅跟人打官司，也会在状纸中附一张名片，表明自己的身份。     

宋明士大夫怎么骂皇帝

正说到"骂皇帝",许多人都会想到海瑞。海瑞确实骂得痛快淋漓,直接说嘉靖皇帝"薄于父子"、"薄于君臣"、"薄于夫妇",有刺激性的是这一句:"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不过,别以为只有海瑞才敢这么痛骂皇帝,宋人骂起皇帝来,比海瑞凶得多。     

宋朝对公款吃喝的治理

公款吃喝风的危害，轻则浪费公帑，重则腐化整个官场风气，所以历代王朝都想刹住官员挥霍无度的公款吃喝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