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重大危险源监控与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本文介绍了近年来中国重大工业火灾、爆炸、中毒事故简况，论述了城市重大危险源监控与重大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的关系，作者提出城市重大危险源辨识、监控是建立重大事故应急救援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并建议在城市重大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中应将重大危险源监控、土地使用安全规划、社区安全建设、应急救援规划等有机地统一起来，加强安全科学和应急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将公共安全作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等。     

墨子的法律价值观及其创造性转化

墨子的法律价值观主要展现在：尚法法天的法律至上观、为仁兼爱的良法善治观、义正尚同的法律正义观、兴利利民的法律权益观和谈辩中效的法律商谈观。墨子的法律价值观以中国法律文化的“小传统”彰显了中国现代法律文化的“大传统”,映射着现代法律价值观的法律至上、仁爱兼爱、公平正义、义利相容、辨明析理等。通过弘扬“尚法法天”,促进法治意识的养成;光大“仁法”“治法”,助推良法善治;传承“义正尚同”,树立公平平等的法律正义观;倡导“兴天下利”的权益观,确保法治为民和保障民权以及借鉴“谈辩明理”的法律商谈,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从而实现墨家法律价值观的“创造性诠释”和“创造性转化”,为良法善治、为法治建设,提供最为原创的“法治本土资源”。     

刑法之适应性及其法治意义

刑法之适应性,就是指相对固定、简单和有限的刑法规范如何满足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需要。许霆案所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其实就是刑法的适应性问题。法律之适应性问题的存在实际上反映了法治的内在矛盾,亦即形式的法治观与实质的法治观之间的冲突。当代罪刑法定主义理念,已经将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对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法治观念的一种表达。而刑法之适应性机制,则是实现这种结合的制度支撑。     

论犯罪危害性评价的属性

犯罪危害性是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的核心概念.历来的学说对犯罪危害性评价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析,致使犯罪危害性评价晚近以来多受诟病.实际上,犯罪危害性评价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而且也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运用辩证思维把握犯罪危害性评价的属性不仅有助于犯罪危害性评价的科学化与合理化,而且对于进一步明确犯罪的危害性的学科地位也大有裨益.     

浅析股东派生诉讼的主体资格

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中引进股东派生诉讼,弥补了我国公司立法空白,然而这种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适应和完善。本文对股东派生诉讼的诉讼主体资格限定提出了构想和建议。     

农户种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种粮意愿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非常重要.本文利用湖南、辽宁、重庆、广西四省(市、区)381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对农民种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表明,粮食价格、种粮规模、产业化组织服务程度以及农民年龄的个体特征变量与农民种粮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农民受教育程度、农资价格与农民种粮意愿呈负相关关系.     

执政党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契合与互动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处于核心地位,这就决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选择执政党推动的模式.执政党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呈现出政治体制改革有赖于执政党建设推动,执政党建设契合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显著特点.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立足于既有的基本政治制度,把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     

邓小平的政府信用观及其当代启示

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与基础,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事业进程中,始终强调政府信用的重要性,认为信用体现一个国家的形象;因此提出了政府要取信于民、要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做到“领导就是服务”等观点,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政府失信的对策和思路,为我们建设信用政府,进而打造“信用中国”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现实启示。     

地方性知识与延安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战需要,结合当时国内形势,充分调动党内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的创作激情,借鉴陕北及周边地区各族群众的地方文化,将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成功地贯彻到了基层百姓的生活中。这一时期的各类文艺作品不仅体现了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更表明了党的民族理论基本立场。依靠陕北群众的地方性知识,党内民族研究机构对于回族、蒙古族进行了初步研究,为建国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行刑双向衔接路径探索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是轻罪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改革,实践中存在行刑反向衔接及双重激励的问题。涉案企业在刑事程序中进行合规整改后,检察机关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在移送行政机关审查是否作出行政处罚时,如何开展行刑反向衔接,行政机关能否再给予涉案企业从宽处罚的激励,存在诸多争议。在遵循行政法比例原则的基础上,行政机关可以综合考虑违法情形、危害程度及合规结果,在确保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统一的条件下对涉案企业予以从宽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