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总论与各论的"分"与"合"

近20年来,中国行政法研究呈现一种"泛总论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严格区分"法与事实",注重总论的建构,忽视行政法各论问题的研究.随着行政权扩张和行政任务多元化,行政法各论的功能开始受到关注.作为行政事实描述和政策论辩的主要载体,行政法各论必须具备独立的体系架构和内容取向.以"职能分类法"为基础的体系构成有利于确切地描述...     

中小企业劳动资本出资行为的法律思考

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已为世人所瞩目,但同时也面临向纵深发展的多重障碍。劳动资本出资可以为中小企业克服资金、技术及动力机制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提供保障,这种制度在立法上的确认不但可行,而且必要。当然,劳动资本出资行为也应接受法律的规制以实现其合法化的最佳运作。     

强势政府下的维权机制建设：浙江经验及其对策建议

多年来,浙江在维权机制的依托力量、资源整合、工作机制、组织建设和法制保障上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逐步形成了在维权机制建设中强调政府责任、利用政府资源、坚持多管齐下的浙江经验：在维权机制建设的依托力量上,立足于强势政府背景,强调政府责任;在维权资源整合上,对接强势政府优势,建立健全行政维权、司法维权与社会维权之间的联动机制;在维权手段上,探索创新各种维权工作机制,有效降低公民维权成本;在维权组织建设方面,着力发挥各类基层维权组织的功能;在维权机制建设的法制保障上,注重将相关维权政策适时上升到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层面。     

现代行政活动方式的开发性研究

法解释学框架之下的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具有制度化、衔接性和储藏性功能,主要服膺于司法审查、程序控制和权利救济。在现代行政任务膨胀的背景下,传统行为形式理论险象环生,特别是其对行政实体政策面向的关注严重不足。因此,对传统行为形式理论的第一个提升应当是法政策学框架下的规制工具及其选择理论。公法学者对此义不容辞,因为他们掌握公法理论和规范架构,可以补足纯粹规制工具描述的价值基准和规范框架。现代行政活动方式的理论构造应当包括一个基点(传统行为形式理论)加三个理论提升(规制工具理论、行政过程论和行政法律关系论的塑造)。行政活动方式理论的新构造可以透视现代行政法学研究的新增长点。     

论文化立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规律

<正>一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文化立法指明了方向,指出"加快文化立法,制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文化产业振兴、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     

地方行政审批程序改革的实证考察与行政法理 ——以建设项目领域为例

程序和流程的再造是当前新一轮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面向和核心议题,其中,建设项目审批程序改革无疑是管窥当下地方“审改”之路径与机理的最佳视角。从“行政过程”的角度考察,超级“多阶段化”的程序构造、繁复冗长的审批环节、互为接力的审批次序、泛化失范与“去责任化”的技术审查等构成了建设项目审批程序加快的阻滞因素。应对这些问题,地方上展开了多类型化的程序革新,在行政法理上可概括为程序构造精简化和程序伙伴化、程序迅速化、程序集中化、程序契约化和程序规范化。这些程序革新具有显著的“实践理性”特征,取得一定改革绩效的同时也面临正当性迷局,包括合法性不足、对程序功能的偏颇理解与矮化以及稳定性的缺失。克服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法治化的路径和制度设计,促使行政审批程序不断成为一个产出“正确决定”的公法装置。     

公众参与的方式及其效力光谱——以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为例

公众参与是促进理性形成、容纳各种价值立场并实现行政决策自我正当化合法化的行政程序装置,该装置能否发挥既定的功能,最核心最棘手的问题在于设定和安排合理的参与方式及各种方式的法效力。以建设项目环评的公众参与为例,目前在功能意义上至少有公开说明会、公众意见调查、陈述意见、公听会、公告-评论、公民咨询团体、听证会、参与决定、公众投票等九种方式,其在法效力上呈现递增的格局和＂光谱式＂的排列。但在参与方式选择上,并不是选择效力越高的方式,越能达致理想的参与功能,而应结合各种要素进行衡量,既不能片面地对公众参与的法效力产生迷信,亦不能让公众参与走过场,成为纯粹的合法性＂背书＂,而应将各种公众参与方式塑造成风险沟通和理性形成的程序场域。以上述观点为分析框架,我国环评法制所设定的公众参与方式及其法效力具有参与方式可替代性强、规范内涵不足及双向沟通交流匮乏、反馈性机制不足或者难以落实等特点和缺陷,需通过程序和制度建设予以改进。     

行政裁决及其司法审查中的“证据规则”——“路华诉吉利”案的思考

在行政法理上一般认为，行政主体作出某项行为的事实认定过程中，其事实信息主要来源于两条途径：行政主体基于自身职权的行政调查和行政相对人（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提供的事实信息。既然如此，在法律上势必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个行政调查程序的信息采集过程中，职权主义的调查与当事人协力之间的权利义务究竟应当如何分配？     

关于吉利集团“陆虎”商标案引发的思考

2011年6月10日,浙江省法学会科技法学研究会在杭州专门就吉利“陆虎”商标案举行了研讨会。来自浙江省法学会、浙江省法学会科技法研究会、浙江省社科院等科研机构,杭州市仲裁委、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浙江办事处、吉利集团等单位,以及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中国计量学院等多所高校的3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着“商标法热点问题研究以‘陆虎’商标案为例” 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各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本着维护法律正义,对吉利“陆虎”商标争议案提出了各自看法,观点各具匠心、百家争鸣,为保护中国企业合法商标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可靠的实践依据。本刊收录、整理了有关专家、学者的观点,以飨读者,期望引起人们对相关问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