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背景下的村庄行动——对某村庄纠纷调处记录的分析

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调处农村纠纷,鄂北一个小镇自2005年起建立了一种当地称为“逢四说事,有话就说”的纠纷调解制度.本文通过分析其中一个村庄的纠纷调处记录,认为该机制能够有效地调解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中发生的利益冲突,符合中央关于“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要求,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有积极意义.但该机制耗费了村干部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不少村庄面临治理资源短缺的情况,其可持续性受到挑战.此外,该机制的法制化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农村基层党政关系问题研究

邓小平关于党政分开的理论确立了我们处理党政关系(包括农村基层党政关系)的基本原则,党政职能分开与党政人员兼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无论是乡级的党政"一肩挑",还是村级的党政"一肩挑",都是应当争取和实际可行的.当然所有的党政"一肩挑"在真正民主选举和党政职能分开的基础上进行才更为合理.     

农村社区法律服务的资源整合与体系建构

农村社区法律服务体系即将进入一个快速建设和发展时期。目前,迫切需要开发与整合农村社区能够促进法律服务有效运行的组织、财政、文化和社会等各种内外资源,为满足广大社区农民实现民主、公平和正义的内在法律服务需求提供制度性平台;从国家层面看,则需要重构农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恢复农村社区互助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农村社区有偿法律服务体系,形成公共财政为主、集体和个人多方参与、配置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区综合法律服务体系。     

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逻辑理路、功能定位与有效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推进信息化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发展,需要立足大力建设数字乡村的时代背景,从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分析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逻辑理路和功能定位,解决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引领乡村治理信息化发展,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提供制度法律保障和伦理道德遵循,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促进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和创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两个角度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提升治理效能和治理创新中发挥的功能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提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推进现代化建设及基层治理创新具有独特的实践意蕴。     

党内法规程序性条款文本质量提升研究——基于法规文本的统计分析

党内法规的程序性条款是确保党内各项实体性规范得以严格执行和全面落实的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具体遵循。通过对党中央制定的党内法规文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目前存在程序性条款占比较少、层级较低、执行力较差、重点领域配套程序性条款内容亟待完善、违反程序性条款的制裁制度缺失等问题,应当在现行法规基础上清理冗余条款,构建科学多层次的程序性条款体系,完善配套程序性条款的具体流程,细化权利救济性条款,增强重点领域法规实效,加大对违反程序性条款的制裁力度,全面提升程序性条款的文本质量。     

农村纠纷调解制度的实际运作、存在问题与完善对策

农村纠纷调解制度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有效制度。目前,该制度在功能定位、调解方式、受理纠纷范围等方面尚存缺陷。并且,由于保障不足,实施纠纷调解常常与基层治理其他工作的开展存在冲突。因此,应该从制度的自身建设、实施过程以及监督管理等环节入手,不断完善农村纠纷调解制度。     

论农村村级组织负责人党政“一肩挑”

农村村级组织负责人党政"一肩挑"是指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两个职务由同一个人来担任。村委会组织法开始试行不久和正式施行前后,"一肩挑"便作为一种化解两委矛盾的方式在有的地方进行了初步尝试,在山东、广东、海南等省份得到一定范围和程度的推广。"一肩挑"作为一项倡导性的政策在中办发[2002]14号文件中正式提出,在中央或国家层面一直延续至今,在省级地方层面为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普遍倡导。各省、市、自治区对"一肩挑"的态度不完全相同,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各省级地方"一肩挑"的比例一直存在着差异:一是差异大,二是差异"地不分东西",三是差异长期持续,四是差异的分布有一定的特点,但很难说有规律性。"一肩挑"是协调"两委"关系、消除"两委"矛盾的有效途径;是实现组织意图与村民意愿有机结合、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内在统一的适当选择;为多数农村干部群众所赞同,符合我党执政方式现代化、依法执政的总体要求。推进和实现"一肩挑",应当尊重和遵守法律,尊重和遵从民意;必须因应不同情况,探索多种途径。     

草根维权组织的属性考察与运作分析——基于对H市“城中村”改造中维权组织的调查

基层民众的集体维权是我国底层抗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以实证调查为基础,探讨H市"城中村"村民维权组织在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对政府征地拆迁计划实施抵制,并进行利益表达、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文章着重分析维权组织成立的原因及其属性、维权目标与行动方式、维权组织的普通成员及其骨干分子等问题,并就这些方面与既有研究进行比较。调查和分析表明,这些组织具有临时性、民间性、地域性、非政治性、非正式性以及弱组织性;通过各种合法的渠道进行抗争是它们日常维权的主要方式;维权骨干分子是村民中有代表性的成员,但不是显著有别于普通维权者的特殊阶层,他们在维权中公私兼顾,并非纯粹为民请命。维权组织的存在有利于增进官民之间的沟通,减少非理性抗争行为的出现,有助于和谐地解决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冲突问题。     

理解社会治理创新的三个维度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这就需要解决社会治理创新"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党在社会治理中"我是谁"的问题,以此找准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方向、力量源泉和党的正确定位。因此,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本原理出发,研究社会治理中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探索党领导下多方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形式、可行路径和操作方法。     

村庄民主治理纳入纪委专室监察的制度创新及其绩效——基于湖北省通山县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的调查与思考

现有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的治理机制,不仅使具体承办者陷入主客体混同的双重角色尴尬,而且其现实推动力有限,难以形成民主治理的长效机制。出于“难点村”治理的现实需要和争创党风廉政建设示范县的政治激励,湖北省通山县试行将村庄民主治理纳入纪委专室监察施行。这一做法虽然由于缺乏来自自我理论觉醒的提升而十分粗糙,却具有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并已在实践中取得初步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