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程序设计的若干法理——怎样给行政行为设计正当的程序

本文涉及法律程序设计的几条主要的法理是：程序是对行为进行控制的有效方式；衡量程序是否正当的标准至少从四个角度考虑：程序性权利、权力的控制、效率的合理、实体权利目标；围绕“权利———义务”来设计程序的基本制度；不同的行为应当有不同的程序，对程序固有的弊端给予理解和宽容。此外，还涉及：程序中强调效率是有条件的，正当程序的最低要求是听取对方意见与必要的回避；根据行为涉及的实体利益的重要程度、影响的大小来决定程序的繁简；不完善的程序法比恶的实体法更叫人难以容忍。本文将结合行政程序的设计来阐述或论证以上关于程序的法理。     

一些地方先行法治化突出

我在20年多年来参与浙江的法治实践所观察到的,转型期法治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地区发展不平衡。由于东西部条件的差异,不可能在全国范围里统一实行一种评估标准。目前,部分先富起来的地区已出现法治化快一点、早一点现象,我们称之为先行法治化。     

公、私法责任分析——论功利性补偿与道义性惩罚

长期以来,我们在法律责任问题上没有区别对待私法责任与公法责任,致使私法责任亦带有惩罚或制裁的性质,有意或无意地使私法责任带有了公法责任的色彩。考察古代中国法我们会发现,民刑不分,民事司法与刑事司法合为一体,民事责任带有浓厚的刑事责任色彩。我国目前没有区分公、私法责任是否与传统有一定的历史联系?笔者以为私法责任是以功利为基础和特征的,公法责任是以道义为基础和特征的。变功利性为道义性,可以说这与中国传统的“轻利     

监督,能否与法治兼容--从法治立场来反思监督制度

“监督”是从古到今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词汇。中国传统监督制度历来发达并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却难以产生廉明高效的政府。与之相对,在西方制度体系中并不存在被冠以“监督”之名的公法意义上的制度,然而其发达的法治与有限的政府却相映成趣。中国与西方监督制度上的差     

夯实法律人生“第一步”

本刊编辑部最近收到了两封法科初学者让我们转致我国著名法学家孙笑侠教授的信。孙教授耐心解答了他们的困惑,并且指出了一名初学法律者应有的正确学习态度。与此同时,我们还约请了史学研究名宿郭世佑教授讲述“人生价值与社会贡献取决于什么?”希望借孙老师、郭老师“真经”,每一个法科初学者可以——来信一:怎样保持对法学的“斗志”尊敬的孙老师:您好!我是一名中国财经大学的学生,用法律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一直是我的理想,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填了法学这个专业。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之后,碰到不少疑难和困惑。刚拿到法理学的教科书—…     

论法律程序中的人权

法律程序总是直接、经常、普遍和敏感地涉及人权,其中有实体性人权与程序性人权之分,两者是目的与手段、源与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只有当两者相适应、相佐证时,人权才是完整和现实的;程序性人权的外延包括:法律明确规定的,从执法者程序义务中推定的,以及依程序公正原理推定的;在法律程序中要处理好人权与人权责任、人权与审判干预、人权与惩罚犯罪、人权与行政效率四对矛盾关系;程序规则的设定目的主要是为了权力制约,因而它是保障人权的有效措施;应当把人权作为法律程序的一项价值标准,从而在程序中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职业素质与司法考试

司法统一考试应当从职业素质着眼 ,以法律职业素质为考核的中心目标。法律职业素质包括职业语言、职业知识、职业思维、职业技术、职业信仰和职业伦理。只有这些职业素养的统一方能保证形成一个统一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我国宪法的涉外作用

法律被运用到国际关系已有悠久的历史，今天它已成为国际交往的不可或缺的桥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时我国领导人也多次强调在对外开放中要完备法制，发挥法律的作用。     

判决与民意——兼比较考察中美法官如何对待民意

职业主义要求法官像法律家那样思维,但是按照民主主义的要求,法官应该像民众那样思维,判决应当符合民意。在中国,传统法官采用平民化、大众式的思维方式,力求判决能够体现民众的意愿。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而在法律职业发达的美国,法官在对民意的问题上既强调限制又强调开放,具有两面性。中美在判决与民意问题上的共性与差异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