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场上迎风飘扬的党旗

正吴翔,八师天富南热电燃运分场支部书记,他一米八几的个头,身材挺拔、浓眉大眼,脸上时常挂着亲切的微笑,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叫颜值高。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你很容易就能在堆积如山的煤场中发现并认出他,不光是因为他的帅,更多的是他举手投足间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以及作为共产党员展现的风采。有人说,一个对事业入迷的人,必然是一个勤奋的人,敬业的人,吴翔就是这样的人。煤场就像他的第二个家。每天早上9点半,他都准点到达     

像母亲一样对待学生

新疆石河子农八师实验中学分校教师刘红新,幼年患小儿麻痹症,鉴定为肢残三级。生性开朗的她,并不为此烦恼,反倒认为因祸得福,常常幸福地向人们述说学生时代老师对她关照的点点滴滴。1997年毅然放弃轻松岗位,来到自己的母校——新疆石河子农八师实验中学分校接受试用并得以留用,实现了她人生的第一愿望。     

柴达木情思

融入一片神奇的土地．一个人的青春和情感。像一棵深深扎进沃土的小树吸收天地之精华．时时探出枝叶追日,常常伸着根须找水。不断伸展深情嫩绿的枝条。频频向你招手。牢牢牵着你的灵魂．使你身不由己地向这片土地走去。     

中房集团蚌埠公司精心打造“放心房”

过去的一年,是令中房集团蚌埠公司的每一位员工感到欢欣鼓舞的一年,公司实现商品房销售 6万平方米,个人购房占总销售量的 95％以上,销售额达 5050万元,创下了公司自建立以来销售收入最好成绩。公司精心施工雕琢出的精品“月光花园”小区,实现工程创优率 100％,被安徽省建设厅评为“文明示范小区”。 　　2000年,全国百家房地产开发企业云集京城,在人民大会堂发表联合宣言,郑重承诺销售“放心房”,中房集团蚌埠公司总经理王庆民从北京回来后,及时召开党委会、班子会、中层干部会及全体职工大会,传达会议精神,认真学习讨论“宣…     

蚌埠市房地产市场需求情况调查

最近,中房蚌埠公司以邮送调查问卷的形式对蚌埠市房地产市场需求状况进行了一次综合调查。调查期间,共邮送调查问卷１７０００份,通过回收问卷情况分析,其调查结果如下：——蚌埠市民目前居住情况调查显示：４８．９％的市民居住的是自有房屋;２４．６％的市民居住的是公房;１７．５％的市民是租借房。在这些市民中,３４．８％的人住房面积５０平方米以下;３８．８％的人住房面积５０—７０平方米以内;１７．２％的人住房面积７１—９０平方米以内;只有６％的人住房面积在９１平方米以上。调查表明：随着市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建立职务犯罪的道德预防体系

文章在界定职务犯罪概念的基础上,根据犯罪原因系统论的观点,全面剖析了造成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猖獗的社会思想道德根源,得出了道德预防是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的观点,最后提出了在全社会建立一套完整的预防职务犯罪道德体系的思路。     

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人才培养问题探讨

在当前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质量问题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实施扩招政策后 ,各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教育理念存在着很大差异。进行个案分析表明 ,虽然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因素很多 ,但人才培养模式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必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建立反馈机制 ,加大外部监督力度。     

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的对策与思路

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增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科学性和真实性．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要求．也是广大干部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充分发挥群众在于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作用．落实好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增强干部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对于进一步扩大干部工作民主质量．提高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时代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新思考:“参与—协商”型治理模式

网络时代的来临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也对我国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公民意识的提升以及政府提升政策合法性的需要成为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推动力.在网络时代,“参与—协商”型治理模式成为必然选择.这一模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众被动参与阶段、公众主动参与阶段、合作治理阶段.同时要解决好几个关键问题:确立以公众为中心的政府治理理念;网络参与制度化,与传统协商制度互补;重视公众参与结果,提升政府的回应力.     

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公共性取向的现实偏离及治理

公共政策是当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政策问题为客体,通过对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作为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社会公共利益的载体,公共政策问题亦通过公共性取向来表现其社会价值。因此,在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而成为政策问题时,必须以公共性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公民参与政策议程为基本前提,确保政策议程设置的公共性、平等性、民主性与合法性。但是,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社会问题并不是完全按照公众意愿,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入政府议程,议程设置过程存在主体平等性缺失、程序民主性游离、结果合法性不足等问题。故而,为了对政策议程设置公共性偏离进行有效治理,必须厘清公共性取向的主要内容,对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进行客观、理性的现实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