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首先要确定查明标准,即对犯罪嫌疑人有罪形成的心证达到何种程度;其次要确定证明标准,即公诉人对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明能使或者预计能使裁判者的心证达到何种程度。确定了查明和证明的标准,才能够提起公诉。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当今中国各个领域的重大转型都根源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和由此所导致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转型,即从"国家、社会/个人"模式转向"国家/社会、个人"模式,其实质是从国家本位主义转向社会本位主义和人本主义。中国社会的这一转型导致了刑事诉讼本质观、目的观、价值观、构造观和刑事证明理论的变迁,而这些观念和理论的变迁又反映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     

大陆及英美法系证明责任制度比较

大陆法系的客观证明责任制度是在职权主义诉讼中产生的一种裁判依据;大陆法系的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与英美法系的说服责任有一定的对应性,一旦其与证明标准结合起来,客观的证明责任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大陆法系的具体的主观证明责任和英美法系的提供证据责任具有部分的对应性。两大法系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都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国有资产管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从委托代理关系改革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问题。     

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背景下我国政府人才工作路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改革政府人才管理方式,明确政府人才工作推动路径。"十二五"期间,我国在人才资源开发使用和政府人才工作体系、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暴露一些突出问题。为此,要进一步转变政府人才管理职能,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正确处理人才工作中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构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现代公共治理理论的政府整合能力、推动协作治理、强调战略协同和打造"公开政府"为构建现代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此基础上,推动市场化方式、突出社会化参与、建立法治化保障、瞄准国际化竞争,形成市场、社会和政府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相关补充的人才工作大格局是政府人才工作改革创新的重要方向。     

从“预设之辨”到“差异实现”：论定罪证明标准的认知过程

当前对于证明标准的研究呈现一种结果视角下的预设思维,局限在认定案件事实的最后一步,包括寻求清晰注脚的“内涵之辨”与划分刻度阈值的“层次之辨”。实践中,对于证明标准的把握或“倚重证据锁链、识别证据缺口”,或“依托印证证明、探查证据矛盾”,或“聚焦控辩对抗、排除辩方质疑”,均未能深入以裁判者为能动主体的认知过程,导致其游离在主观属性的内核之外。溯因推理中的开放性论证与创造性启示,得以激活控辩双方就“假说”与“被观察到的事实”之因果关系分别承担证明责任,与“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具有契合性。在不认罪案件中,对单个证据的查证属实、单一要件事实的推论以及全案证据的综合判断作出阶段性划分,依次进行疑点的锚定与疑点的排除,以此夯实证据基础与事实基础。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仍应继续适用。由于事实认知模式、疑点锚定过程以及疑点排除方式等均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故不同路径之下的“排除合理怀疑”亦能呈现多元面相。     

论刑事诉讼中的裁判者角色

刑事诉讼中的裁判者应承担中立、超脱、独立的角色期望.在因公共利益受到侵害而引起的社会冲突中,国家或者代表国家的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本身已被卷入到冲突之中,从而无法实现裁判者的角色期望.陪审团成员是随机抽取的不特定的社会普通成员,不代表任何政权、党派、机关、集团的利益,最有可能实现裁判者的角色期望.法官不应以国家代表的身份来扮演裁判者,而应当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来作出裁判,如此才能实现裁判者的角色期望.     

知识型企业知识状态系统演变的知识治理模式

知识型企业知识状态系统是20世纪中叶以来,在传统工业企业知识状态系统基础上,伴随着知识、信息、技术对生产的作用的不断加大,知识型企业的形成、发展而形成的.它由知识型企业、知识及信息交流平台、认知主体(知识工作者)、环境四大要素共同组成,反映了知识型企业在相关领域的知识创造、知识应用和知识传播的能力.针对知识型企业知识状态系统中知识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从知识治理的角度研究知识型企业知识状态系统演变,对于系统中"知识的有效组织"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冲突关系的质疑

正义本身就是一个标表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被合理平衡的概念,这种平衡可能动态地体现在某种程序中,也可能静态地体现在某一结果中,因此只存在程序是否合乎正义,结果是否合乎正义的问题,并不存在程序合乎“程序正义”,结果合乎“实体正义”的分别。人权保障和真实发现都是程序所必须平衡的利益要求,它们之间的冲突不应被理解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程序正义是结果正义的根据,它们之间也不存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