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西保安写真

天津市河西保安服务分公司是1988年7月组建的,是天津市组建较早的一个保安公司。目前有保安员462人,共为52个客户提供门卫、守护和巡逻等项任务。 由于保安员认真负责,机智勇敢,文明执勤,优质服务,保卫了客户的安全,进驻的单位均无发生重大盗窃、火灾等事故。还协助公安保卫部门查获一批刑事案件。据统计,5年来,共查获刑事案件91起,治安案件2351起,抓获各种违法犯罪分子3929名。为客户挽回直     

失地农民变城市“房东”

厦门市将农民土地开发成商业用房交给农民自住自租,有利于解决农民失地后的收入、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让农民长远分享开发成果厦门市在开发区建设中征收农民土地后,将村庄与市政道路中的黄金地段开发成商品房、门市房,以成本价卖给当地农民(当地称“金边”),并将村庄以城市标准加以改造(当地称“银里”),使失地农民变身为城市“房东”,直接享受到城市开发的成果,解决了农民在收入、就业与社会保障方面的后顾之忧,取得了政府、企业、农民三赢的成果。     

"减灾进社区"活动专题报道(三)联合国的社区减灾实践(二)灾害管理者行动指南

译者在上期介绍了社区减灾应该关注的七个方面.社区减灾是一个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协作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地方灾害管理者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亚洲各国国情不同,灾害管理体制也有所区别,因此,本文仅从社区减灾的共性方面来介绍针对国家和地方灾害管理者的行动指南.     

质量保障是领导力的重要部分

基于结果的评估,就是建立一个系统程序,重复思考和回答一系列问题。欧盟和美国十分重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问题,并比较广泛地运用了基于结果的评估方法。它对提升中国高校领导力和教育质量具有参考借鉴作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我国现代化的实现

本文分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 ,指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诸如三农问题、区域经济差距等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从回应到协作:治理、公民与未来的公共行政

新公共管理运动要求政府和公共机构将公民当作客户 ,积极回应公民。这隐含着把公民视作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被动接受者的危险 ,忽视了与公民之间开展协作。作者对这一做法提出质疑 ,强调要加强政府和公共机构与公民以及其他社会参与者之间的协作和伙伴关系     

联合国的社区减灾实践（一）——社区减灾面面观

抵御自然灾害,各国政府有着责无旁贷的责任,但只有社区居民认知了风险并采取有效的备灾和避灾措施,才能将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在这方面,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一直不懈研究和实践,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社区减灾管理经验。例如,德国政府开展的社区风险管理、印度社区减灾行动和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在亚洲六国开展的社区减灾项目等。其中,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在亚洲国家实施的可持续社区减灾项目很具有代表性和借鉴意义。其项目成果《亚洲可持续社区减灾实践》这本书为不同方面的灾害管理者,如政策制定者、国家灾害管理者、地方灾害管理者、培训者和社区工作者提供了一套可实际操作的方法。译者将分三期系统介绍。     

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立场

立足实践,马克思对现代性既赞扬又批判。正是由于“实践”关怀,他信奉现代性的价值理想,追求人类的幸福和解放;正是在“实践”中,他看到了现代性的各种异化现象,批判了现实和各种理论;也正是革命的“实践”,才有可能进行现代性重建。实践的辩证立场,使马克思的现代性思考富于思想的张力和开放的空间。     

行政赔偿制度中违法性界定之建构

违法性的界定是行政赔偿制度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形成客观上的违法性有关。行政赔偿中违法性的标准主要涉及行为自身的违法性与行为的职务性。在行政赔偿中,对"违法"的内涵可以从三个面向进行探讨:"违法"与"不法"的含义分析、"违法"应当从广义的理解、"违法"应当从行为违法说与形式论明确标准。通过借鉴民法中侵权行为的行为类型,行政赔偿中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也可以分为行政作为违法与行政不作为违法。在我国行政赔偿的司法实践中,行政作为违法以结合说为认定标准,行政不作为违法则以具体活动引起说为认定标准,两者相同点都是以违反对第三人利益保护的职务义务作为判断的依据。     

制度建设与政治信任的修复

良善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信任的润滑与滋润。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遭遇了比较严重的政治信任困境。在现代社会,确立政治信任与国家制度建设是同一过程,是高度契合的,国家制度建设构造政治信任在根本上是通过制度化不信任的建立健全与有效实施来实现的。中国政治信任的建设不是也没必要彻底消解民众的不信任情感,而是要不断提高政治信任的修复能力,目标是形成以制度信任为要核的现代政治信任模式。这关键是要通过激发制度活力、增强制度供给力、提高制度执行力,根据制度化不信任的理念构造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体系,为民众施予政治信任形成激发机制,为政府维系政治信任形成压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