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的认知逻辑：一项理论性分析

关于国家认知安全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安全认知的内容和维度，而缺乏较为系统的对认知过程和规律的研究。国家安全认知受到四个层次要素的影响，即体系竞争趋势、地区安全局势、国家安全价值和认知偏差规律。国家安全认知是在信息情境中进行的，包括信息对称和非对称情境，当今国际社会中技术进步和议题扩散进一步拓展了安全认知的场域和空间。国家安全认知的偏差包括理性认知偏差和有限理性认知偏差，如何消除两类认知偏差是塑造和达成国家安全状态的重要微观环节。国家安全认知的过程体现了安全的主观特性和可塑造性。加强对安全认知过程的研究，有利于国家安全学理论基础的构建，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国家安全的有效维护。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之立法构想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以来，取得明显成效。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面临法治化的重要任务，从政策实施和纠纷解决的混合型模式下的合法性需求、法律解释学下的合法性论证以及行政检察实践下的合法性验证这三个层面，可以推导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已具备较为充分的立法基础。有关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立法方式可采用集中式立法和单项式调整的融合方式，具体思路为：修订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行政诉讼法，联合有关部门会签规范性文件，引导和促进地方立法，完善相关司法解释，主动融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立法。     

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逻辑：兼论俄乌冲突中的能源认识

“能源安全认识”是制定和实施能源政策的前置条件，能源政策是“能源安全认识”的观念产物。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在形式上呈现出从“单一能源安全观”到“综合能源安全观”的结构转变，在内涵上呈现出“煤炭安全观”—“石油安全观”—“3E安全观”—“3E+S安全观”的演进逻辑。“煤炭安全观”与“石油安全观”,都是以单一能源为主的安全观，在政策设计上体现的是“增量至上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深化了能源安全的认识内涵，即：在原来“单一能源安全观”基础上，嵌入了“经济效率”和“环境保护”。然而，311大地震与福岛核事故的爆发，暴露出日本以协调“稳定供给”“经济效率”“环境保护”为中心的“3E安全观”的缺陷。对此，日本在“3E安全观”的基础上又追加了能源安全性，即：将安全性与稳定性、效率性、环保性进行平衡统一的“3E+S安全观”。俄乌冲突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有了新变化，如：从“防守型”应对能源地缘政治风险转变为“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安全治理、推行“脱俄”与“脱碳”并存目标等。     

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以参与讯问为中心的讨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入推进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下，认罪认罚相对不起诉适用条件存有争议、整体运行环境不佳、配套保障程序缺位，这些因素的存在使相对不起诉整体适用率偏低，审前过滤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有必要构建起诉必要性审查制度、简化相对不起诉的审批程序、完善相对不起诉的监督机制，并扩展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化发展和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完善。